传媒对公共情绪宣导抚慰功能的研究设计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危机的“调节器,”在帮助危机中的民众树立正确的心态、减缓并摆脱焦虑与不安的折磨、唤起他们内心的自信等方面,发挥了它自身的影响力。媒介到底对公共情绪的哪些部分产生了作用,如何运用情绪心理学进行解释,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情绪与个体发展、社会化问题、生活色调、认知活动、健康等方面密切相关。这些关系都是建构新型的大众传播对公共情绪影响理论模型的基础,与人的个体发展密切相关。     

公共决策中的理性:价值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含义、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理性面对不同层面的价值时有不同的反应、诉求和精神体现。工具理性在对待价值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且也给决策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     

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一直以来都是法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宪政、公共管理等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当公共利益作为现代国家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与理由时,公共利益原则便构成了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经济法视野下公共利益原则的内涵、特征、边界及其与他法中的价值区分等问题都值得探讨,尤其在构建有限有效的法治政府目标更为迫切的中国实践中。     

从非营利组织看事业单位的改革

中国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开始提出和使用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正确看待非营利组织现状和在中国公益事业中的作用,让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平等发展,甚至相互竞争来促进事业单位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使公益性,非营利性得到真正体现,并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     

鼎立统一：“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之一

“一分为三”命题包括鼎立统一。在中国哲学史上,鼎立统一即三足鼎立是有地位的。后来在谈“三”色变的氛围之下,鼎立统一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现在应该充分认识它的哲理性,肯定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程序及其法制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立法质量得到逐步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着公众立法参与度的逐步提高,见证了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入世则赋予了民主立法更丰富的内涵,公众参与立法无论作为民主理念抑或民主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更多关注。     

依法执政的法意省思

依法执政是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执政方式的重大调整和深刻转变,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执政党执政理念法治化的根本体现,也是顺民心遂民愿的明智之举。依法执政理念要作为指引执政党执政实践的正确航标,本身需要从法治而非人治的视角进行明确的梳理和辩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