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法中“公共安全”的涵义

“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这里的“不特定”应理解为无论犯罪行为是否具有针对性，最终会侵害到哪些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其事先是无法确定的，而且该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或危害结果有随时转化或扩大的现实可能性。     

和谐语境下社会公益权研究——公益诉讼中社会中间层角色考量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公共利益的救济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的利益源头,以利益出发,对公共利益进行法权凝练,进而建构社会公益权这种新型的权利,并以此为权利契机,对公益诉讼的主体进行分析,赋予社会中间层组织以原告资格,是对现有权利体系与诉讼制度的完善与修正。     

行政裁量控制中的裁量基准和公众参与

行政裁量在行政管理领域中被广泛地采用,没有行政裁量就没有行政管理。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运行,可以起到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作用。为了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确有必要通过裁量控制中的公众参与的三大程序制度对它加以控制。     

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管辖相关问题的几点质疑

由于我国刑事立案管辖制度对立案管辖权的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立案管辖制度规定的粗疏，且法律、司法解释、各部门规定的内容不统一，缺乏协调性；公、检、法三机关的刑事立案管辖权划分不科学、交叉管辖、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的刑事立案管辖权限，理论界对于监狱是否应该享有立案管辖权也存在争议。文章从立案管辖的划分标准等三个角度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案管辖制度提出质疑，为现行制度的合理运行提出一些完善相关立法的补救措施。     

论经济权力的程序化：以反垄断执法权为例

程序是约束经济权力的重要机制，但在我国由于历史传统、法律细则化以及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权力的程序化在我国尚面临困境。这就需要在克服历史传统和法律实体规范细则化的基础上，划定经济权力的运作边界，确立经济权力运作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将抽象的原则具体化到经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反垄断执法权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权力，为这一路径的具体操作提供了示例。     

侦查权的正当化

侦查权事关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目标实现。宪政背景下，正确理解侦查权的性质，对侦查权的合理配置和运行极为重要。强化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理念、合理配置侦查权、妥善规定配套措施是完善侦查权的基本策略。     

人的样式是我国财产权制度的基础

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的样式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人的制度与文化的基础；而人的样式本质上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它决定了我国的产权结构必然是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的对立统一。这也是向自然的回归。     

被害人报警意愿的诉讼法视角分析

刑事被害人学已成为刑事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对被害人报警意愿的研究却是相当匮乏。以刑事诉讼法具体的程序操作层面为分析路径．解读被害人不愿报警的深层法律原因，建立检察机关的起诉政策间接影响警察机关记录活动与被害人报警意愿的双重模式。     

权力行使类型理论的延伸性思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权力行使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为一对基本类型和依不同标准而划分的三对"子类型"的结构。"本质的、功能的、深层的、活动的研究"方法,叙事与论理相结合的方法,是权力行使类型理论得以构建的前提,也是具有普遍启发意义的方法。纵向权力的"不定数"特性和不同的人性论预设,构成了权力行使类型理论有效性的内在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官吏群体和稳定、成熟的制度环境,是权力行使类型理论有效性的外在条件。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制度变迁,深刻改变了权力行使类型理论发生作用的条件,然而传统文化是活的文化,正在走向复兴的现代中国,有条件积极利用权力行使类型理论这一珍贵的传统资源,营造讲究为官之道的现代"官文化",促进和谐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之冷思考

随着行政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引人关注,有的地方政府对此制定了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但却往往将这种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这与行政机关乃执行机关的角色定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首长负责制的行政领导体制以及现代行政的效率追求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制定行政规定不宜将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应当通过强化专家参与力度、发扬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长、加强行政调查手段等脱离这种原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