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理论视角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相适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击和控制犯罪.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人格刑法理论,在定罪、量刑与行刑时,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格,抛弃传统的刑罚万能观念,该宽则宽,该严要严,二者结合,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     

析提高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质量的途径

现阶段,要克服刑事技术警力不足与案件数量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要使传统的勘鉴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融合并发挥更大的效益,就是要将现场勘查工作纳入到“五化”轨道,即队伍专业化,工作程序化,管理规范化,装备现代化,倡导信息化。     

谈文件检验在侦破匿名信敲诈案件中的应用

近年来,全国各地匿名信敲诈案件大量发生。作案人使用伪造的或非本人的身份证到银行申领信用卡,书写或打印匿名信件对知名人士或各类企业、各级党政机关人员进行敲诈,严重扰乱和影响了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甚至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文件检验是侦破此类案件的重要手段和突破口。     

对坚持公安机关刑事鉴定体制的若干思考

在刑事鉴定制度的改革中,应该坚持公安机关的刑事鉴定体制。这不仅是因为坚持公安机关刑事鉴定体制有其法律根据,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坚持公安机关刑事鉴定体制,是刑事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同时,应通过立法完善公安机关刑事鉴定体制,如规范鉴定人的资格认证,明确其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规范鉴定程序,克服“自侦自鉴”等缺陷。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办理民事抗诉案件调查取证问题探研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对于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的调查取证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此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对检察机关审查过程中取得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各地法院做法也不尽一致。文章仅就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问题略作探讨和研究。     

新时期加强与改革刑侦工作的思考

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侦查部门必须通过推进侦查模式的多元化、改革刑侦基础工作、实施精确打击和建立良性刑侦工作激励机制来推动刑侦工作的改革和发展。     

刑法目的新论

刑法立法目的就是国家制定刑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刑罚目的,二者是系统与其组成元素、“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的关系。要充分地加以彰显、强调刑法立法目的。若要切实贯彻罪责刑均衡原则,惩罚犯罪作为刑法目的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具有合理性。应然地,我国刑法目的可表述为“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保护国家的整体法秩序”是上位概念。可分解为刑罚目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目的两个的方面。     

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护——遏制刑讯逼供对策浅议

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是宪政权利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刑讯逼供已经成为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顽疾。我们应针对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探讨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对策。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