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刑法变革简述

刑法是国家之中的重要法律部门。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的刑法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发生了数次变革,这种变化发生的历程深刻体现着日本社会发展和法制发展进程中的被动性,而这种被动性中又有着很强的独立性。     

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

迄今为止刑法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 ,即农业社会的具体刑法或实质刑法 ,工业社会的抽象刑法或形式刑法 ,知识社会的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近代刑法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历史形态 ,它是对工业社会抽象刑法的修正。由于知识社会以综合性、目的性为基本特征 ,相应地 ,知识社会的刑法也显现为一种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以目的为主意味着刑法理念的深刻变化 ,突出表现为正义的目的化与效率的目的化。综合刑法主要体现为刑法内部不同理念、制度的综合和刑法外部刑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综合。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之改革

参照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 ,应对我国刑事赔偿制度进行如下改革 :错案赔偿不能以一审或二审是否判无罪为标准 ,而应当是在终审判决有罪以后发现新证据并经再审改判无罪的情况下对已经服刑的当事人赔偿 ;如果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合法执行公务 ,即使被告人最终被判无罪 ,也不应当赔偿被告人在诉讼期间因为被逮捕、拘留或其他执法行为所带来的损失 ;如果系非法拘禁 ,即使被告人被判有罪 ,也应当赔偿 ;应当将搜查、扣押财产列入刑事强制措施之中 ,以区别合法的搜查、扣押和非法侵犯财产权 ,并落实对侵犯财产权的赔偿。     

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解释学分析

将刑事司法的实体法渊源限定为刑法典与刑事司法过程的实际性质严重不符。实际上 ,反映刑法精神的一般法律原则、相对恒定的计划型政策在疑难案件的判决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只要不是在空泛地维护罪刑法定原则 ,依凭于法律解释学 ,我们就必须从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出发 ,将原则、政策、规则纳入罪刑法定之法的视野中。     

德日犯罪论体系思维模式探究

任何犯罪论体系的建构都需要一定的思维模式作为其支撑点。目前 ,德日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应以目的合理性为基础建构犯罪论体系 ,并对范畴论体系提出了批判。然而 ,作为目的合理性的实现途径是建构形式合理化的犯罪论体系还是实质合理化的犯罪论体系 ,见解并不一致 ,论争仍在继续。从当前德日通说体系各要素的功能和运作方式来看 ,形式合理化和实质合理化在体系中都有所体现。而在该体系中 ,行为概念并不是体系的要素而是体系运作的逻辑起点。     

论检察权与被害人人权保障

检察权作为一种贯穿刑事诉讼始终的国家公权力,在保障被害人人权方面具有特殊的职责和价值。我国应明确界定检察权的性质,合理确定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内涵,以便完善检察权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保障被害人人权方面存在的不足。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和功能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是在人民检察院外部和诉讼程序外部,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的特定诉讼决定进行社会性监督的制度。监督的指向是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是自侦案件的起诉前程序;监督的内容是执法主体单一情况下作出的某些可能错误的决定或行为;其功能限于发现和提示错误。     

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理分析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的独创,但其在立法和执法上的种种弊端是对《宪法》精神和《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更有悖法治精神,影响司法公正。本文从劳动教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入手,对劳教制度进行了法理分析,将其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相比较,探讨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体例,进而提出与我国刑法相整合的建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检讨--从被害人权利保护角度

由于在制度设计上遵循“刑优于民”的立法指导思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操作实践上均表现出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失 ,使得对被害人的个别救济淹没在国家追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从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角度 ,无疑应该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离开来 ,并进而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