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质疑现代性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借鉴作用

现代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政治体制、文化状况的统称.质疑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与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主要有:以"微观权力论"质疑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度;以"工具理性"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以"非中心化"思想,质疑现代化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等,同时表达了对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关注.这些质疑对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启迪是:首先要明确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生产力发展,才能避免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注意从产生异化的原因入手,创造条件防止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拒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正确认识、处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矛盾,求得经济与社会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冷战结束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日本马克思主义在经受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世界反马克思主义浪潮的严峻考验后,逐渐复苏并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并对全球化理论、环境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热点进行了重点概述.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Final Year Undergraduates＇ Salary Expectations： A Perspective of Gender Role Socialization

本文选取华中地区一高校,采用顺序式解释性混合研究设计来探讨大学生薪水期望的性别差异问题。通过问卷调查,笔者发现男大学生对第一份工作的薪水期望显著高于女大学生。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和深度访谈资料,本文认为大学生薪水期望的性别差异与大学生的家庭性别角色观念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本研究发现：即使受过高等教育,大学生仍然持有一些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观念,如他们认为男性应该主要承担养家户口的责任;而女性则无须承担此责任,她们成家后的重心应该在家庭上。最后,本文从以下3个方面来讨论此结论：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影响;传统文化关于性别观念的复兴以及女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薄弱。     

增强理论自觉自信创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前提,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     

论微博时代民主党派的角色定位

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沟通技术手段,微博的出现改变着互联网的舆论格局,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微博时代已悄然来临,但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微博时代中的角色定位却仍不够清晰,并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网络民主发展的需要。如何通过微博拓展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参政议政的能力,使之明确在微博时代中的角色定位,需要更多的思考。     

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基本方法

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多重特征,体现其发展的新意义,也是现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在。需要从确立科学态度、培育有效载体和创新实现途径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性的探讨,从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执政党如何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基于混沌理论的视角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如何有效认识和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更好地掌握执政资源,引导社会舆论,弘扬主流价值,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混沌理论的视角,分析混沌理论在新媒体传播规律中的运用,提高执政党在新时期对新媒体的把握和应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征研究述评

为了有利于学术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进展情况,避免不必要的低水平重复研究,述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即整体性或统一性、革命性或批判性、科学性与价值性、实践性与理论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开放性与系统性和稳定性、传统性与时代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要物合同之困及其出路:理论变迁的视角

中世纪以来的法学家在构建合同理论时一方面进行着体系化的尝试,另一方面继承了具有罗马法传统的要物合同制度。但在提炼合同一般理论的进程中,要物合同制度逐渐脱离了其原来的生存土壤。尽管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具有鲜明个性的要物合同与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合同一般理论仍有明显冲突。要物合同的成立区别于合意主义的一般原理甚至难见容于其体系成为要物合同之困。为化解此危机,追溯其产生渊源及流变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