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得失评价——以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有关司法解释为对象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十年。这一时期,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展,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发展,行政法制建设不断进步,行政法治理论不断成熟。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出台的新司法解释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重新界定,转变了原告资格的价值取向,明确了不可诉行为的范围,赋予更广泛的行政相对人以原告资格。但新司法解释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属人因素及属事因素上作出了限制性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倒退。为使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继续向逐步放宽的世界性趋势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在这类司法解释方面还将承担更为艰巨的重任。     

也论行政犯的性质及其对行政刑法定位的影响

行政犯的性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行政犯与刑事犯以及秩序违反行为的关系问题,行政犯包括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属实质性的违法,是对派生性生活秩序的违反,其理念在行政上的合目的性;而刑事犯的理念在于社会正义;应被科以罚金或其他秩序罚的行政法规违反,并不是对行政法规的直接攻击,而是对顺利达到其行政目的而规定的一定义务(即行政义务)的违背。因而应当根据行政犯的特殊性相应适用与普通刑法的一般原则所不同的行政刑法原则。     

法律义务新论——兼评张恒山教授《义务先定论》中的义务观

本文在评析了一般意义上的义务概念和几种似是而非的法律义务观之后 ,提出 :法律义务是为保障权利和权力的有效运行或实现 ,而由法律设定或当事人约定并通过预设一定的法律责任来保障的、相关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作或不能作的某种行为。它有四大表现形态 :即权利对权利的义务 ,权利对权力的义务 ,权力对权利的义务和权力对权力的义务 ;其中每一形态又包含若干亚类。人们之所以履行义务 ,有多种原因 ,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自我权利的实现。     

诉讼与仲裁的功能比较--兼论仲裁的功能优势

作为一种社会解决纠纷机制来说,诉讼的主要功能仍在于解决纠纷、消除冲突.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社会控制机制,诉讼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结构性功能缺陷.与诉讼相比,仲裁的特点在于其程序简便、结案较快、费用开支较少、不具备行政特色、能独立公正和迅速地解决争议,给予当事人充分地自治权;同时具有客观性、灵活性、保密性、终局性和裁决书易于得到执行等优点.这种优势正是各国定位仲裁与诉讼关系的基础.     

按共同治理原则构建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在单一委托—代理框架内强调股东主权以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利益相关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兴起 ,尤其是 2 0世纪 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恶意收购浪潮和反收购立法运动 ,人们对传统公司治理的经济学逻辑产生怀疑 ,共同治理原则开始孕育并日益为人们所接受。按照共同治理原则 ,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关键是在扬弃股东至上原则的基础上确认共同治理主体 ,建立有效的共同治理机制。     

清末广东会党、绿林活动述略

清末十年,广东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加速转型,官绅对城乡控制能力减弱,社会普遍动荡不安,造成会党、绿林十分活跃。广东会党作为革命党的同盟者和雇佣军,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作为“乱民”和“土匪”,既是清王朝的反抗者,又是一般民众的劫掠者。     

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关系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探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权力的执掌方式经历了众多变化,从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关系的角度分析党的执政方式,可以把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变迁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从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应然"与"实然"关系逻辑看,中国共产党仍须继续调整执政方式,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轨道上不断探索。     

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再认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基本原理 ,也是现代生产和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律。但在教育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和问题 ,需要对其做理论探源 ,并结合时代发展 ,重新认识其内涵、目的、内容和途径     

不同手机及不同通信网络通话录音质量评析

目的为送检手机通话录音质量的审查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提出一种定量化的语音检材质量评价标准,并对不同手机及不同通信网络下的录音进行质量评价。该标准基于主流鉴定设备,涵盖了声学语谱图共振峰个数及数值、基频参数、区域平均频谱等分析方法以及声纹比对测试。结果实验结果显示,不同条件下得到的通话录音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会对声纹图谱鉴定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会造成本质性差异。结论语音同一认定中,对基于移动通信网络获取的检材录音应考虑到通话语音质量的差异性对检验的影响,并在鉴定分析中加以评估和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