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农村形势与任务的发展变化,很快适应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该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蕴涵着经验、教训,更留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基于概念史研究的论析

推进国家现代化是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为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明晰:现代化之于中国的首要意义在于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赢得国家独立,迎接现代化成为先进政党改变落后国家状态的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将现代化定义为工业化,将其作为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并在探索中逐步明确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基本内涵,开启了追赶世界现代化的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愈加自信,“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是可以引领世界现代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智慧。     

个人与国家之间:当代法文化的价值观

法文化的价值问题属于“法统”范畴,它是任何时代的法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代中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研究当代法文化之价值问题的一个理论前提,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可以解读出与法文化的价值问题息息相关的概念组合,这就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当代法文化之“法统”既不应该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而必然是个人与国家的有机统一,但要统一于具体语境之中,就需要引入实践智慧的概念.当代法文化的“法统”所依据的理性基础是关系理性,这种理性形态在传统中国法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良好的思想支撑.     

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结构分层初探

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观念系统，主要包括位于基础层次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列在中间层次的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和居于最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级的内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发轫于空想社会主义，集成于科学社会主义，突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源于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发展的需要，是特定时代场景下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价值愿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进一步凝练。探讨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结构分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前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目的及其内在逻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目的是什么、四方面内容如何为这个目的服务，这是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须首先加以关注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四个方面内容各自担负起主题、指导思想、精神动力和理想人格作用。其内在逻辑关系有如三足拱立的大鼎，指导思想、精神动力、理想人格各居一足，拱起共同理想这个大鼎。     

发挥高校工会优势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工会具有精神文化建设的优势和特色,通过加强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构建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和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在教职工中逐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营造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的提升。     

从收入分配的视角解读经济和谐

文章从收入分配问题出发,探讨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诸多经济环节中的利益关系和其它矛盾。以收入分配问题为切入点去理解经济和谐的具体要求和实现经济和谐的途径,对于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的收入分配问题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有效的实施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需要从改革和稳定两个方面入手建设制度体系,并在动态发展中调整、优化和完善制度体系。要以科学改革观统领改革并完善制度,做到“六个完善、一个深化”;要以科学发展观维护稳定并强化制度,做到“一个提高、八个强化”。     

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究与现实思考

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五项指标,其中,“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和外在形象。乡风是否文明直接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乡风文明”包含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活动内容之中。因此,要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The Values Shaping Australian Asylum Policy: The Views of Policy Insiders

Drawing on interviews with former political leaders and senior public servants, this article maps the values that have guided asylum policy decision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view that a culture of control permeates policy decisions, but pushing deeper, that policy‐maker perceptions of asylum issues are shaped by two primary values: nation building and good governance. Values that tend to preoccupy policy critics,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compassion, international legal obligations and national character, are by no means absent, but are subsumed within and harnessed to the desire to be a good engineer and responsible governor. The study adds to the insights required for constructive dialogue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refugee advocates, and afford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within which asylum policy can be understood and analy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