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及作用

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其他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的。它借助网络技术,通过言语行为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它不但以崭新形态备受关注,而且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已经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尤其在促进公民意识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新时期罪犯教育的本质与地位探析

罪犯教育是我国监狱工作中对罪犯进行惩罚与改造的基本手段之一。从罪犯教育的本质来看，罪犯教育是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两种思想、两种价值取向相互较量、相互斗争的过程。从罪犯教育的地位来看，罪犯教育是充分发挥监管改造效益和劳动改造效益的内在主导力量；罪犯教育是使罪犯由犯罪人转化为守法公民的“治本性”决定因素；罪犯教育是中国监狱充分尊重罪犯，保障罪犯人权的根本途径。     

论后现代语境下的教师角色转换

后现代语境是由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中的各种异质话语相互激荡而成的,它提倡模糊性,注重可生成性,突显无序性,推崇主体间性,为教师角色的转换提供了时代契机。从＂立法者＂到＂阐释者＂,从＂知识灌输者＂到＂知识建构伙伴＂,从＂道德说教者＂到＂心理咨询师＂,从＂理性权威＂到＂平等中的首席＂,后现代语境下教师角色的转换势在必行。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

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思想、做法和经验,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的.宗教神学控制论、道德约束观、礼乐治国论、无为而治以及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社会管理思想.统一的社会信念和中央政权的强大、注重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综合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治理经验.历史上,中央政府统治力的下降、吏治腐败、对重大灾荒事件应对不力、因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农民起义等,多是导致政权衰落的主因.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管理,虽然主要应当专注于国内治理与内政建设,但抱持全球化的视野,对国际局势变化给予关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重新发现社会：现代社会理论的诞生

现代社会的核心命题是劳动分工的整体社会转型，其中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直接造成人的生存悖论。劳动社会分工牵涉整体社会改造，包括后来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古典社会思想家均切入这一命题，但未有客观的行动纲领，但这些理论阐释构成了近代以来全球各国现代社会建设的前提。中国社会理论丢掉了现代性起源环节，直接承接西方二战后的社会学理论，但因忽视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命题而存在缺失。当今中国的社会学界亟待正视中国社会现实，实现从社会学理论到社会理论的变迁。     

20世纪30年代何干之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理论探索

20世纪30年代，何干之立足中国内部、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不同的视角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发展前途等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中共制定新的革命政策和策略，形成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理论研究凸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和民族意识、浓郁的意识形态话语色彩等特征。     

武汉城市圈建设涉黑犯罪研究

涉黑犯罪是危害严重的犯罪类型之一，武汉城市圈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涉黑犯罪产生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武汉及周边的经济、社会特点决定了该地区涉黑犯罪有着逐利性明显，规模不大等区域特色，值得进行专门的对策性研究。     

试谈卫生监督与和谐社会构建之关系

随着我国依法行政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推进,卫生监督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不论从渊源、内涵还是从作用来看,卫生监督都与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攸关。因此,提升卫生监督的地位,开展卫生监督工作,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谐社会视阈下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探析

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刑罚轻刑化的趋势要求,对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该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试点中会遇到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应当严格把握微罪不诉的认定标准,规范微罪不诉社区帮教的接受和解除制度,针对社区帮教个案制定人性化帮教方案,建立和完善社区帮教人员选任制度,强化激励机制,细化考核标准,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使我国微罪不诉的社区帮教机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规则、话语与范式:乡土社会场域下的纠纷解决

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过程体现出乡土社会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交涉,大众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对话。通过国家与社会范式对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分析,可以发现,乡土社会法律多元的实质是多元权力的交涉和互动,并由此可以进一步揭示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法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