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因素分析

转型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有政治、经济、法治、思想文化等诸因素。其中有利因素：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政治稳定，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进一步保障；法制健全，正常、公平的社会秩序基本形成；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提高，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不利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旧体制矛盾加大；地区、行业之间差距拉大，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不健全，产生犯罪动因；精神文明、物质文化不同步。导致价值观的扭曲和行为规范的失衡。     

论党的基本路线的变化与社会主义进程的推进

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其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探讨我党历史上基本路线的变化与社会主义进程推进之间的关系,对坚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推进社会主义的进程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继承与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扬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继承与超越,要加深对我国最基本国情的理解,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浅论西伯利亚早期税收制度

为了有效地统治已征服地区,掠夺西伯利亚的毛皮资源,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地方建立了税收体系,制定了一系列税收制度,征收的税种主要是实物税、关税和赋税。     

对我国建国初期多党合作制的回顾与思考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实行是由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的。由于认识到这一点 ,也由于认识到实行包括多党合作制在内的民主建设是使中共跳出“历史周期律”和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尽心尽力搞好多党合作制的建设。然而 ,由于当时对多党合作制的思想认识不足以及政治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影响等原因 ,使得本来发展势头良好的多党合作制在 195 7年后遭受挫折     

光复初期台湾社会诸种矛盾辨析——从文学看台湾民众的“悲情”和认同

二二八事件是所谓台湾“悲情”的源头之一,当前流行的所谓日本殖民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论调的建构,也与光复初期有关。这一时期的台湾,民族矛盾、省籍矛盾、阶级矛盾、现代化程度的差异等多重矛盾交织,错综复杂,只有把握其主要矛盾,才能对它有清晰的认识,从而对当前的一些流行论调加以正确的辨析和批判。日本投降后中日民族矛盾退居次要位置,所谓台湾先进、大陆落后的说法也并无事实根据。这一时期台湾社会主要矛盾与整个中国一样,是广大民众与官僚统治集团的阶级矛盾。省籍矛盾固然存在,但它更多的是上述阶段矛盾的特殊表现形态。因此,台湾民众所谓“悲情”的指向,应是当时的官僚统治阶级,而非所谓“外省人”、中国大陆、共产党。     

实证探析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现状

刑事和解作为在司法实践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更是名正言顺了,包括《高法解释》、《高检解释》以及《公安部规定》在内的若干文件进一步丰富了刑事和解的内容。从实证角度出发,以《刑事诉讼法》法条为根本探讨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现状,分析新法颁布后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及其问题,以期对该制度更好的完善有所启示。     

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的欧洲实践及其借鉴——以欧洲人权法院“伯兹诉比利时”案为中心

在审前阶段特别是侦查初期,被追诉人获得切实有效的律师帮助是公正审判的基本特征,而限制律师帮助则属于例外情形。伯兹诉比利时案判决反映了人权法院对待法定限制律师帮助权所秉持的审查立场,即无论是否具有迫不得已的理由限制律师帮助权,均应采取整体平衡的审查方法。只不过缺乏迫不得已的理由,人权法院应在考虑相关平衡因素的基础上严格审查诉讼程序的整体公正性。对律师帮助权的法定限制并不能解除政府基于例外性、临时性、个案评估的审查责任。立足我国法律实践,反思我国与人权法院之间的差距,人权法院的欧洲实践对完善我国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具有借鉴意义。     

前设立中公司与后设立中公司的界定及责任承担

公司设立是一种兼具民事和行政双重性质的法律行为,以成立公司为目标指向。设立中公司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组织体。对设立中公司的起点及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本文以发起人订立协议作为设立中公司的起点。以公司名称预先核准作为分界点,把设立中公司分为前设立中公司和后设立中公司两个阶段。以公司设立行为的性质为基础,对其相关责任承担进行探讨。     

刑事诉讼中疑罪案件处理的几个问题辨析

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案件的实体处理上的体现。准确界定疑罪案件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疑罪从无原则的前提和关键。疑罪从无原则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 ,也适用于侦查和起诉阶段 ,但效力不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能彻底贯彻疑罪从无的精神 ,如二审程序的立法有悖于这一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给其予以重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