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立法变通权制度的完善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仅适用于本地方具体情况的灵活变通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变通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变通权;另一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变通权.但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而且其行使还要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监督.     

所有权主体在民法中的归依——对以所有制为基础的所有权形式的重新设计

先要澄清物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的概念范畴,依据我国立法,物权主体与所有权主体在外延上不是一致的,法人在我国可以成为他物权主体,但不能成为所有权主体。这种状况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另外要澄清私人与自然人的概念,私人这个词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因为它的内涵虽然意为“私”,但是“私”与“公”的比较从来是相对的,有一定参照前提的,法人中的成员相对于法人是“私”,法人是“公”;而法人相对与国家是“私”,所以用私人所有权取代自然人所有权不科学。应该根据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打破原来的所有权“三分法”,建立新“三分法”。     

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的表现与防控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手段,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许可中普遍存在.从分析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入手,有针对性地构建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的防范与控制体系,可以有效规范行政许可行为,预防和根除腐败现象的发生.     

铁路运输司法机构存废论

铁路运输专门司法机构的司法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司法不公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表现不但在理念选择上片面强调国家利益甚至是企业利益,牺牲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而且行为方式上将行政权置于司法权之上,使国家司法行为蜕变为企业司法行为。由此带来诸多弊端并亟待消除。在改革的方式上,取消铁路运输法院是较为现实的选择。     

国家与经济发展:关于发展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离不开政治因素的讨论。作为政治因素的核心,国家自然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应建立国家经济学,把政治观念与新古典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探讨经济发展的源泉,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发展问题。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

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基于人才工作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执政理念和执政哲学的根本性转变。人才工作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笔者试从人才工作这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宪政视角下的国家刑罚权

国家刑罚权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保证人权,也容易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以宪政的精神对刑罚权予以规制,特别是要以正当法律程序对其规制,使刑罚权更加谦抑、更符合人道性,这也是契合宪政之道的。     

论社会中介组织的新一类经济法主体地位

非法学学科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成果交集指向其社会性和中介性,它构成了经济法上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基础。法学视野中的社会中介组织处于社会公共经济管理关系中时,民法和行政法无法调整该社会关系。社会中介组织的本质与经济法的宗旨、性质、价值本位等高度契合,其因此具有了新一类经济法主体的唯一身份。经济法主体视角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理论有利于解决专利权滥用、消费者隐私权保护、公益诉讼、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构建等难题。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对刑事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坚持“侦查中心主义”,重实体轻程序和缺乏正当程序的观念,侦查权严重缺乏中立的司法权的控制。由此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对侦查权的控制应该委托给中立的法官,而不是检察官,并建立相应的程序审判制度、程序性制裁措施和改变公、检、法三机关的线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