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程序法定原则

刑事程序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我国的程序法制化进程中这个原则发挥的作用却不尽如人意,存在大量违背程序法定原则基本要求的情况。本文提出刑事程序法定原则的实现途径,以期对解决现代我国程序法制化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人民警察“见危应救”浅探

我国人民警察的“见危应救”是指人民警察基于其法定职责和义务对人身、财产处于危险或灾难的公民应当立即给予拯救和援助。“见危应救”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人民警察应履行的法定义务之一。“见危应救”的警察主体范围是所有在职在编的人民警察,“见危应救”的时限要求民警迅速前往救助。同时人民警察还应不断提高服务助民的技能。人民警察“见危不救”应承刑事、行政和赔偿费用的法律责任。不属于人民警察危难救助义务范围事项等情形的,人民警察不要承担法律责任。警察“见危应救”与公民“见危应救”不同。     

结果加重犯内在关系及法定刑配置之思考

结果加重犯是以基本犯为前提的一种犯罪形态。从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以及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联系科学认识结果加重犯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客观分析其具体法定刑配置,可以看出,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配置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目标是应大致遵循一定的基本标准,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主体的作用 推进廉政建设

人民群众是监督的主体 ,党历来重视群众监督在廉政建设上的作用。为此 ,要做到 :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众监督同党的领导的关系 ;政务公开 ,群众享有“知情权”;重视信访工作 ,引导群众行使“举报权”;扩大民主 ,发挥群众“议政权”;加强人大作用 ,保障群众“批评弹劾权”。     

铁路站车人体藏毒犯罪案件查缉

公开查缉和延伸侦查是公安机关侦破毒品犯罪案件的两种基本措施和方法。铁路站车人体藏毒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开查缉是铁路公安机关打击铁路站车人体藏毒犯罪的主要侦查手段和方法。面对铁路线长、点多,涉及区域广,人员流动密度大等实际,查缉工作要着重分析、研究行为人在运毒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心理变化所引起的行为性变化。为了有效打击站车人体藏毒犯罪活动,侦查员要树立强烈的侦查、法律、证据、情报技术等四个方面的意识。     

论清偿抵充

200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首次规定了清偿抵充制度。然而,基于司法救急的原因,《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没有规定指定抵充。我国民法典应当按照《德国民法典》的债务人指定模式对指定抵充进行规定,同时,应当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法典关于清偿抵充的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法定抵充制度。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法定救助义务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是自然人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格权,应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当自然人处于紧急危难状态时,负有法定紧急救助义务的组织或个人应履行紧急救助义务,否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鼓励其他负有一般救助义务的主体进行紧急救助,妥善发挥好人条款的积极引导作用,对改善见死不救的不良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依法律行政原理的移植与嬗变

依法律行政,旨在藉由法律的合理性控制行政的恣意,并获得法的安定性和民主性,它是近代形式法治国家的产物,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德国依法律行政原理经由奥托·迈耶的提炼基本定型,经由美浓部达吉等人传至日本,并影响了我国早期的行政法学。在新中国,依法行政逐渐得到强调。这种转变既有行政立法高涨的现实影响,也有方法论上的原因,但更多缘于全国人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格局。从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宪法关系来看,应当重新确立依法律行政原理,并从行政诉讼上为依法律行政提供保障机制,同时摒弃依法行政中的某些错误观念,以确保法治国家的真正实现。     

美国农业合作社的形态法定化及其启示

在美国,农业合作社是农场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在借鉴欧洲合作社尤其是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和创造出来的一种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最初并未体现于法律中。及至20世纪初期以后,在寻求农业合作社反垄断豁免及税收优惠的过程中,经由制定法和判例法的合力,农业合作社逐步实现了形态法定化,并在法律的助推下得以进一步勃兴。美国农业合作社形态法定化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应重视并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绩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制度的确立应积极回应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我国农业反垄断豁免的主体界定可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Northern Ireland Conflict – A Sequel

This article begins by commenting on an analysis undertaken by the late Stephen Livingstone of 13 cases relating to the troubles in Northern Ireland decided by the House of Lords between 1969 and 1993. It then attempts to repeat the analysis in respect of 12 such cases decided between 1994 and 2005. Areas of law arising for consideration during both periods include the rules on the use of lethal force, aspects of substantive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rights of persons arrested or imprisoned. The more recent cases also raise fundament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status and meaning of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of 1998.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re has been a sea-change in the way the Law Lords have handled the Northern Irish cases. From treating them in a way which might have suggested a built-in bias in favour of police, army and government perspectives, they have moved to analysing the competing arguments in the light of more modern approaches to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