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好警学论文(三) --论题与题目

论题,是指论文作者对警察科学领域的某一警务现象或问题研究之后,所得出的中心论点的真实性需要证明的命题。题目,就是警学论文的“眉目”,又叫做论文内容的题词。给论文定题目,不能离开选题与论题,选题和论题是确定题目的基础。论文作者不仅要懂得如何去确定选题,更要懂得如何去形成提炼论题。然而,论题的形成与提炼是从材料工作开始的,所以,论文作者必须掌握论文材料的基本知识。     

人身危险性理论评析

人身危险性源于犯罪学对犯罪原因的研究 ,后进入刑法学领域 ,在刑法学领域对人身危险性涵义的理解应该立足于定罪量刑。同时在评价人身危险性时 ,也要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相区别 ,既要避免把人身危险性归于社会危害性 ,又要避免重复评价。     

怎样写好警学论文(二)--选题与怎样确定选题

选题 ,就是从警察科学领域众多的警务现象或问题中 ,选择确定某一警务现象或某一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确定选题可以使我们明确研究的主攻方向 ,并集中精力研究解决主要问题。确定选题的过程 ,也是论文作者提高自身研究能力的过程。选题确定得好 ,就会有新的发明和创造。只有懂得了怎样确定选题 ,才能写出有价值的警学论文。     

中国近代判例制度及其特征

中国近代判例在文本体裁、汇编体例与适用方法上,较之于英美式判例和大陆式判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它完全依附于成文法,并有着明显的成文化倾向。这一特点是对明清条例制度的继承和回归。这一判例制度可以作为建立当代中国判例制度的参考。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及其相关研究的现状视域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其原因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应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哲学过程论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教育过程和德育过程的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尚处在起步阶段,其研究有待拓展空间,以便将研究引向深入。     

论金融诈骗罪的事实认识错误

在讨论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刑法理论不自觉地将认识错误纳入到客观要素中展开讨论,因而形成争论不休的局面。关于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应当主张抽象的法定符合说。在金融诈骗罪中,对同一犯罪的并列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错误,以及对同一犯罪的不同行为类型的认识错误,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对不同犯罪构成之间的认识错误,应在重合的限度内,认定为轻罪的既遂犯。     

近年国内东南亚经济研究论文的分布与特点

我国东南亚经济研究的论文,以作为国内连续出版物之一的定期学术期刊为主要载体。这类论文是国内东南亚经济研究领域最新科研成果的及时反映和系统记录,它涉及到广泛的研究课题,容纳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本文分析了1996—2000年国内东南亚经济研究论文的分布与特点。     

逻辑原点、基本原则与功能期待:完善监察监督机制的应然面向

监察监督作为反映监察委员会基本职能的内在要求,从规范的运行层面回应了集中统一反腐的政治逻辑。作为监督的实现方式之一,其广义监督的范畴涵盖了监察委员会业已整合的监督、调查与处置职能,性质上有别于党内执纪监督、人大权力监督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在监察委员会广义监督职能的实现过程中,应从监督权配置的政治逻辑原点出发,严格保障监察监督各项功能实现的特定方式;应遵从监督法定、正当与公开的基本原则,防止“以调查为中心”的办案模式僭越监察权应有之边界;应从政治、社会、法治与人文功能期待上畅通监察监督权利救济渠道,以确保处于法治化轨道中的监察监督机制之形成契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     

《民法典》法定解除权的配置机理与统一基础

《民法典》中的法定解除权基于不同法定事由产生，但在法教义学上有统一的基础。一是它们均导致基于不同角度判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法定解除权使当事人摆脱合同义务，重获行动自由，且通常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法定解除权规范蕴含了效率、公平、诚实信用等不同理念，分则中的解除权规范多为通则规范的具体化，但也包含对当事人之间的人合性、法益权衡等的考量。法定解除权的终极正当性依据需要从当事人的合意中寻求，法定解除权与契约自由并非扞格不入，但前提是立法者对当事人美德的想象。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强化了合同解除在终结合同僵局、建构当事人新法律关系方面的功能。但解释论还需澄清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要件、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中解除权的衔接、固定期限继续性合同履行中的僵局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