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umer Redress Legislation: Simplifying or Subverting the Law of Contract

The growth of statutory consumer protection regimes in modern commercial societies has the potential profoundly to disrupt the private law landscape. Such schemes aim to increase access to justice for consumers by offering simplified and clear suites of rights and corresponding remedies. In so doing, however, they affect core areas of private law rights and remedies, and may come to undermine or replace existing contractu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The result could be an incoherent system of private law with different principles and rules applying to commercial and consumer transactions. Coherence in the law requires that lawyers abandon their traditional ‘oil and water’ attitudes to legislative schemes and confront directl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se two bodies of law. This paper engages in that enquiry by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vely new consumer redress provisions i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 and general law principles.     

互联网法院的程序法困境及出路

互联网法院借助互联网技术审理特定类型的涉互联网案件,以全流程在线办理为原则,改变了诉讼行为发生的时空条件.互联网法院在现阶段面临的程序法困境主要包括设立依据有违法定法官原则、管辖范围的界定不够妥当、在线庭审的规则创新冲击民事司法之基本原则、诉讼规则忽视对当事人处分权和平等权的保障等方面.从立法上明确互联网法院的试点法院...     

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

面对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我国刑事立法不断扩张处罚的范围,这种立法的积极姿态也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积极刑法观的主张。积极刑法观的含义包括理念、立法、司法三个方面,其与预防刑法观、风险刑法观与功能主义刑法观都存在不同。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理层面而言,积极刑法观都存在许多疑问。在现实层面,我国现行刑法的结构并非是厉而不严,而是又严又厉。刑法的但书规定意味着立法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模式,这与积极刑法观的立论或多或少存在冲突。我国司法机关一直采取扩张解释乃至于类推解释来适用刑法,因此指望通过司法实践来限缩处罚范围的观点并不现实。在法理层面,积极刑法观导致了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冲击了人的基本自由,因而抵触宪法;同时它也违反了谦抑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并且作为其依据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根基并不稳固。在方法论上,必须重提"李斯特鸿沟"的重要法治意义。     

刑事司法解释中的"累犯加重犯"之研究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累犯加重处罚原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侵犯了立法权,应该取消;从抽象的角度来看,司法解释立法化有我国宪法的依据;通过对法定刑的限度以及数额犯的反思,我们认为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创设累犯加重处罚原则。     

融贯论的可能性与限度——作为追求法官论证合理性的适当态度和方法

法律领域一般有三种融贯论：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法律体系内的融贯论、法律融贯主义。结合此三种理论可以很好地分析法官审判实践中的论证标准。融贯论的运用必须区分叙述性融贯和规范性融贯。叙述性融贯保持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规范性融贯则是与法官的实践理性相关。叙述性融贯中基础融贯论为法官认定事实提供了形式标准；而在规范性融贯中，解释的融贯论揭示了法官的基本立场以及价值取向，它不是庸俗化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有效地实现关于法律命题完整集合的方法。在这两个层面上，法官的论证可以趋向认识上的合理性以及价值判断上的合理性。     

论法律解释的融贯性——评德沃金的法律真理观

以融贯性作为检验法律真理的标准,是一种超越真理观上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立场的尝试。德沃金的法律解释思想以融贯论作为法律真理观,以罗尔斯的"反思性均衡"作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以信念之间、信念和经验之间的融贯性作为法律解释的标准,从而为"法律唯一正解"提供了哲学上的正当化根据。但是,原则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并不存在理想意义上的融贯;法官的类推解释只能达致局部融贯而无法形成整体融贯;法律的无穷解释使德沃金的解释理论陷入无法自拔的"明希豪森困境",这些理论上的难题使德沃金的法律真理图景成为一种虚假的幻相。     

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立法完善

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侵犯知识产权的后果极不容易确定，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省诉讼成本．法律特别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在具体适用时，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的立法应统一采用幅度式立法，统一赔偿的上限标准和下限标准，统一适用的前提，统一参考的因素；在主体特定时，以权利数量为计量标准；计算赔偿额时，区分主观状态，引入惩罚性赔偿。     

试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

处理好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既有法的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在法的规范、法的实施、法的价值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习惯法对国家制定法在调整范围、功能方面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企业形态法定主义研究

企业形态法定不应被理解为立法设定的企业形态标准应当是严格而封闭的。法定企业形态来源于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企业形态的抽象概括。企业形态法定为法律对现实中不同形态企业的规范提供了一个关于企业形态的典型标准。这一标准应当具有开放性,以适应现实中众多不同形态企业的良性发展需求和众多不同投资者合理的现实需要,从而鼓励投资。同时,立法应重视建构企业类型,以弥补作为概念的企业典型因具有抽象概括的性质而存在的不足。当现实中的某种企业形态有单独立法需要时,应该及时立法以创造新的法定企业形态。目前,我国以责任和组织化程度为标准划分的独资、合伙和公司三种企业形态立法过于概念化和封闭化,而适应不同合作社形态的合作社法律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这些问题均亟待解决。     

不动产登记范围的探讨

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分示的法律基础，界定依法登记的权利范围才能形成完整的分示体系。我国法律对该问题欠缺系统的规定，同时对应登记的权利还存在错误的定位。本文认为，立法应明确只有不动产物权才是法定的登记权利；确定登记权利的方式应选择法定主义与开放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应建立预登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