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简易程序审判中检察制度的完善

人民检察院对简易程序的监督作为对刑事审判监督的一部分,因简易程序的特殊性而具有其特殊的实践意义.但是现行法律对简易程序中检察制度的规定还不完善,应当改革.一是要将其对简易程序的启动决定权改为建议权;二是检察机关在简易程序中也不能进行全部案卷移送,而要遵守《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三是检察机关应当参加简易程序案件审判的出庭;四是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的程序变更权.     

论刑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

如何对刑事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至今仍是困扰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这个问题虽然通过刑事诉讼表现和反映出来,但却不仅仅是刑事诉讼范畴内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就可以完全克服的.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完善刑事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赋予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以行政诉讼的权利,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运用司法审查的手段和途径解决,无疑是一个有益的选择.     

检察民主:域外考察与本土实践

检察民主是指在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前提下,让民众通过一定的途径参与检察活动,并在必要的时候对检察权的运行加以监督。国外对检察民主有一定程度的实践。我国则以相对的检察独立、检务公开制度及人民监督员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的检察民主。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事后监督

抽象行政行为作为政府的主要行为,与公民的权益紧密相关。而现行的监督机制对其收效甚微。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和国外经验,指出加强抽象行政行为事后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求完善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论民主党派监督的性质

民主党派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之间的互相合作和监督 ,执政党与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合作关系 ;各民主党派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对执政党进行有权的有效的广泛监督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三大对策

腐败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防止公共权力非公共运用的关键之点,是对权力实施制约和监督。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做到以法制权、以德制权、以权制权和以民制权。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筑牢思想防线。要激发领导干部自我制约和自我监督的内在自觉性,在思想上筑牢道德防线、纪律防线和法律防线。二是推进阳光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民主监督,从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赢得公众的信赖和拥护。三是坚持制度管权。制度管权是法治国家制约权力的通行法则,制度要具体实在,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并且确保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迈上了科学的发展轨道。但由于当前转型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宏观制度、文化环境中仍存有一些不利于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因素,诱发了很多矛盾与问题。对此,我们应全面总结、吸取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坚持正确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原则方法和价值取向。要以规范权力运行为目标,以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为核心,以发展党内外民主、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落实反腐倡廉责任为突破,以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为支撑,以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健全和有效运行为重点,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法治视野下的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法治化建设的宪政意义在于它是电子民主时代公民参政权的重要展现。参政权作为宪法及法律规定的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于确认和保障公民参与国家管理及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和抑制权力滥用及其腐败。电子民主时代,网络参政拓宽了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公民参政权的实现变得切实可行。网络反腐法治化有利于公民参政权的落实,进而有力地推进民主监督制度的发展。网络反腐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网民保护、信息公开,而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保护并激励网络举报人是其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对人大代表责任体制"供给不足"的审视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民社会的崛起,导致阶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因而公民对公共权力机关特别是人大制度的回应机制也提出了新的需求。那么,公共权力机关应如何回应这一需求呢?重构人大代表责任体系无疑是解决这一课题的必然选择。     

我国当前侦查工作法制化问题探讨

侦查工作在查获犯罪的同时又要注重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因而侦查工作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法律来规范侦查行为。通过分析当前侦查工作法制现状,指出我国侦查工作应加强对侦查监督机制、沉默权问题、律师侦查阶段介入问题以及秘密侦查适用制度四个方面的法制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