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配的国家调节——论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

国家调节是对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现象的救济与矫正,是国家介入利益分配领域后,对市场初次分配格局中存在的缺陷的补救,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其本质属性在于国家调节,是对利益进行的再分配。以利益分配与国家调节之间关系的探究为基础,对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内涵与意义加以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法的功能,并运用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论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的经济法调整——以北京市海淀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为例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的过程受国家公共权力部门的直接调节。目前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冲突、利益冲突和规范冲突三方面的问题。经济法作为利益资源和权利的再分配书,具有维权性和控权性特点。要实现对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国家调节,并保证调整的结果具有公正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就亟需借助经济法的作用。     

论故意非真实意思表示

民法以确认和保护自由为己任,而其实现的手段是私法自治。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实现的工具,其基本要素意思表示在民法中的作用和位置便更为凸显。意思与表示有时不一致,而表意人故意为之便是其中的一种。在系统分析表意人故意使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各种形态及其在国外的立法例,并将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虚伪表示的规定与国外的相关规定相比较后,明确指出我国缺乏就游戏表示、心中保留和隐藏行为等行为类型做出相应规范,在通谋虚伪表示方面的规定也存在一定残缺。因此,就上述立法上的缺陷提出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应如何进行完善的拙见。     

法律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的监督体系是一个对权力进行多角度监督制约的有机统一体。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对法律的执行和适用情况进行的有法定效力的监察、督促工作,其本质属性是权力制约。检察机关的宪政地位决定了法律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监督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税收调控的合法化与私权的保护

税收调控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税收调控不仅要考虑宏观调控的目的,也要注重对私权的保护。这是宪政的要求,也是法治国的体现。中国目前税收调控的失范状态,不仅导致了税收调控脱离了合法性,而且屡屡造成对私权的侵犯乃至践踏。因此,税收调控必须依法进行,走合法化道路,包括税收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化,依据的合法化以及程序的合法化等。     

"纯粹法学"视角下的立法权正当行使及其批判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判准不能由立法权权力本身来证明,它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法律的"实证性",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法条"回归立法的"社会"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探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对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影响,并揭示其理论的限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哈耶克和莱奥尼对凯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哈耶克从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立法权正当行使不能超越内部规则,而在莱奥尼看来,立法权正当行使应当来源于个人的诉求。     

契约精神与税收筹划的合理界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筹划是一种普遍的以增加纳税主体可税性收益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安排,但对税收筹划的法理论分析却非常薄弱。从对现代契约精神的尊重与实现出发,剖析税收筹划深层次的法价值理念,税收筹划中契约精神的延展、异化及理性复归等问题,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税收筹划的"弱理论性"问题。     

失衡的公司利益关系与刑法保障

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关系,应当围绕着以股东利益为轴心,向其他公司法主体辐射,从而构成相互制约与协调的利益平衡体系。由于公司法律文化传统的缺失,公司法上的各种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虽有民事、行政保障予以规制,但因民事保障机制薄弱、行政保障效果衰微,不足以抑制侵犯公司利益关系的违法行为,为此,加强刑法的刚性保障,从立法模式、犯罪增修和刑罚设定强化规制就成为必然。     

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稳定观

传统稳定观缺乏科学发展观内涵,忽视解决影响稳定的根源问题,重治标不重治本,这样的稳定工作永远是被动的。只有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稳定观,注重从源头上发现和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才能确保稳定工作既适应新世纪的新情况新问题,又牢牢把握稳定工作的主动权。     

宪政国情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

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国情,这是宪法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宪政国情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政治理念上,强调议行合一;制度层面上,人大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实践层面上,执政党是实际的国家权力中心。特有国情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面临是否承认分权、人大是否受监督、执政党行为是否受制约等困惑。特有国情决定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实质是保障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贯彻执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行为应受合宪审查。我国应建立执政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与省两级分别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种宪法监督模式有利于实现对执政党组织的监督,有利于树立人大权威,有利于实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