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正义寻求和谐: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哲学之维

案例指导制度是既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判例,也不同于普通法系中判例法的一项新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和现行司法体制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接近正义、寻求和谐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案例指导制度能够解决因制定法自身缺陷与不足所造成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确保司法平等,实现形式正义。另一方面,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实现法律调整机制结构的合理化,即实现硬性约束和软性约束的有机结合,进而形成对社会生活有效回应的弹性法律调整机制。     

从康德的“启蒙论文”重新反思“启蒙的辩证法”

由于"启蒙"伴随着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启蒙"的批判.说"启蒙"存在着"辩证法",并非什么深刻的思想.若要深入地思考"启蒙辩证法"这一"现象",关键的就不是简单地从"启蒙"宣导者的立场跳跃到"启蒙"反对者的立场上,而在于如何"超越""启蒙"内在的局限,因为"辩证法"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从根本上就是反对"非此即彼"的外在否定.而要完成对启蒙的"内在超越",我们的思想必须返回到"启蒙的经典作家"的经典论述.     

民法典的形式理性

形式理性是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民法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强调法律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结果 ,也是使民法典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 ,形式理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民法典内容与结构的设置具有决定意义。     

波普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困境

反本质主义是波普的一个重要理论取向 ,这一思想成果的独创性和新颖性 ,对证实原则和本质主义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批判意义 ,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路标。然而 ,如同他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一方面批判泛自然主义 ,一方面批判反自然主义 ,却没有为自己的证伪主义找到一个切实的立足点一样 ,在反本质主义与反工具主义的“二律背反”中也陷入了无法回避的“困境”。     

法律论证相对合理性的原因分析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是对法律解释、漏洞补充所确认的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所作的说明。由 于历史因素、文化因素、个体因素和法律自身的因素等的存在,法律论证只能实现相对的合理性而不能实现绝对的合理性。     

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真理

认识的主体性与人的自由属性紧密相关,主体性是个体自由力量展开的形式和结果。主体自由的合理性规范的缺失引致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真理既和我们的“理由”相联系又具有自身的客观性,认识的主体性必须以理性为根据,以实践为依归。     

论自贸试验区法定资本制改革及其背后的理性

我国公司法上的法定资本制曾是世界上最严格的资本制度,该制度是理论与现实错位后的产物,在商事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日渐式微并已高度形骸化。法定资本制的改革具有价值理性。同时,法定资本制的改革路径具有工具理性,这一改革路径摆脱了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借鉴了国内外制度改革的有益成果,走上了一条进化理性的改革新路。基于进化理性的制度改革,在规范路径上要遵从制度效力的软化机制、制度市场的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在形式理性上要注意与现有立法体系的兼容。     

浅议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为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上海市和重庆市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率先开展房产税试点改革,突破现行《房产税暂行条例》1第5条规定,对部分"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开征房产税。房产税试点改革合法性颇受质疑,从授权立法以及法律修改程序两方面剖析均站不住脚。与此同时,本次试点改革存有较大缺陷,征收对象过于狭窄,纳税主体区别对待欠缺合理依据以及征税依据陈旧化,注定试点改革效果不佳。有鉴于此,亟待房产税税种全面改革,从而真正发挥其调控房地产市场和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调适公共行政过程中理性冲突的协商民主思维方式——以处理群体性事件为例

当前我国正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冲突形势,处于转型期的政府为了维稳就必须制定应对方案。面对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均衡社会政治稳定、发展与民众利益、诉求之间关系,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自然经常面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而协商民主这一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将原本局限于选举环节的民主拓展到公共行政和决策领域,有利于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既能充分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又保障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的实现。     

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再探——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视角

人权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 ,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权观念 ,这些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可谓殊途同归。自由观是人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这种自由正是现代人权观的应有之义。善恶论是人权的人性基础 ,中西方的人性论在本原上都以性善论为基础 ,但西方的性善论在近代被启蒙学者颠覆 ,促成了法治 ,进而弘扬了人权 ,而中国的性善论始终未被颠覆 ,进而无法形成法治 ,人权观念没有变成人权现实。理性观是人权的文化基础 ,这在西方表现为自然法 ,中国古代也有自然法 ,中国的自然法在抽象层面上表现为“道” ,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乐”。“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的人权观念 ,“乐”所营造的氛围催生了人权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