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机短信陷阱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加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领域中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层出不穷,对此,必须从体制上、法律上、道德规范上进行综合治理,经济主体保持充分的经济理性,这样才能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公共服务均等化“善治”取向下的理性选择

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和实践的重要命题。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治理理论及其“善治”理念，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公共管理研究语境和改革实践的普遍诉求。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状态引发了众多社会矛盾，严重偏离了公共管理的善治取向。本文基于不同于公共财政范畴善治框架，以公平和效率为尺度，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的合理性，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实现善治理念的公平取向和效率取向，达到公平和效率的高度统一，中国政府应该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古典契约论思想及其评介

契约论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古典契约论时期，其内部又包括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纯粹自然理性学说以格老修斯等为代表；第二阶段的社会分权和自由学说以洛克等为代表；第三阶段的价值学说以卢梭和康德为代表。契约论的很多学说虽然缺乏实证、仅为理论假设，但追求平等、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却扩展到全球，得到世界认同。     

论司法之有限理性

司法是人类理性的一项制度设计 ,但在实际的司法运作过程中司法的这种理性是存在局限性的 ,主要体现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运用程序三方面。走向司法公正需要司法工作者在这三方面不断超越 ,也需要民众破除司法理性神话。     

论权利思维的逻辑属性

权利的思维是以理性逻辑为指引的思维，它强调理性化的权利是法律的基石，权利的理性化要求法律不但要关注入，而且要因应人的全面自由与发展的理性需求。其思维的基本逻辑属性是，权利的思维是理性的，它是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权利的思维是合法的，是以法律为基本标准的思维；权利的思维是实践的，体现了法治实践理性的基本要求；权利的思维是属人的，是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法律思维模式；权利的思维是发展的，是体现人与社会发展的的价值导引。     

清白与信任：乡土治理安排的信息经济学解读

在“民间法”的分析框架中，源于“地方性知识”和执行费用的比较优势，讲求实质理性的乡土社会规范以及相配套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总是可欲的。但是，发生于中原农村的一起因欠条引发的欠款之争，进而在乡村舆论下衍生为自杀悲剧的人命纠纷却表明：由习俗、惯例承载的乡土治理安排并不必然能够保证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基本可预见性，甚至会导致比规则治理的普适化之弊更为沉重的机会成本；形式理性及由国家财政能力支持的正式社会控制同样是获得乡村生活确定性的内生要素。     

困境与出路:一个模型的法律规则解读

现代社会科学通过"囚徒困境"这一模型的研究,发现以自我利益为目标的"理性"行为,导致了两个囚徒都认罪这一相对较劣的收益结果.这一模型,为我们研究共同犯罪的应对之策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同时也为理论上构建高效而又统一的打击共同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则提供了理想的参照系.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浅析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有其特定的存在依据和特殊的涵义,与刑法立法、刑法修正、刑法司法解释等概念有着各自的内容和特征;其具备严格的形式特征要求,刑法中的解释性条款、刑法(修改)草案说明、刑法补充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对刑法问题的有关答复等,都不属于刑法立法解释。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既符合我国刑法规定,又不违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其合理性,可以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取得其应有的席位。我国有必要构建符合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的严格责任。     

论已经发生既判力的案件允许有条件提起再审的合理性——兼论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的完善

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产生了对权威判断的需求,而“有错必纠”对我们而言又几乎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所以既判例理论与再审制度的冲突与调和成为民事诉讼理论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通过对既判力本质论的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到对待再审制度的不同态度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价值目标的统一之下是可以协调的。再审制度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而此种合理性又应当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在我国,对既判力的立法和再审的启动便是值得审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