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初探

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两大类别或层面构成: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前者是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心理基础,是直接连接这一复杂意识体与现实世界的桥梁,并为社会意识形式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输送“素材”和“原始动力”,以及决定其起积极作用的程度和其传播的速度和深度,影响其走向。后者是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升华”部分,直接标示着这一复杂意识体的水准;它具有以理论化、系统化、定型化的形式自觉引导现实世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人类以相互包容为基础的共生共存共赢共享共担当共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的功能,并推动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使其发挥持续和稳定的作用,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两者间的区别和联系,显示了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其内部的差异和矛盾,以及其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从逻辑上看,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两大层面间的区别和联系,那么不仅会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走入歧途,而且也会损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转型社会的政治决策：期权博弈与公平均衡解释

在转型社会中,政治决策是拥有主要政治权力的行政主体,与反映主要群体利益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博弈均衡。现实的各种政治后果可以从考虑期权价值的延迟均衡和抢先均衡来说明,也可以表现为考虑心理动机的“公平均衡”。在如同海峡两岸博弈这样复杂的均衡组合中,作者推论存在可以称为“虚妄公平”的均衡概念。转型社会的各个主体因此必须寻求“真实公平”策略选择,才能实现真正公平的政治决策目标。     

解放思想的当代形态与阐释维度

解放思想是重大政治问题,又是理想生活问题。它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是一种与思想活动、生活行动和社会运动相互贯通的总体性和长期性过程。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意识的形态,说明它不等于但又依存于、倾向于思想解放,它和思想解放融合在主体的生活世界之中。这是基于哲学世界观的认识维度。解放思想作为生活意识的形态,就是主体直面生活的开放态度、是主体从容生活作为发展意识的形态,说明它是推进全社会更彻底的思想解放、更协调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精神气质。这是基于哲学发展观的建构维度。     

遗嘱解释的三个问题

遗嘱解释以探求遗嘱人内心的主观意思为目的 ,遗嘱生效的形式要求与遗嘱解释活动相区分 ,从而一方面满足了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达到了遗嘱解释的目的。遗嘱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补充遗嘱漏洞的常见方法是类推补充与法律推定补充。     

"形式"论

艺术作品的形式是由“物”转化而来的 ,是以极为感性的形态而存在着的 ,这种形态总括、浓缩了艺术家对世界和人生的某个方面的总体感受、评价、认识 ,并使它们由内隐、抽象、难以言传而变得具体可感。它们也包含了读者既有的审美经验的作用 ,一种主观的投射 ,进行审美再创造的契机。提炼新的“形式”是艺术创造的关键     

村民自治的绩效分析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和有效管理方式,其效能是积极的,收效是显著的,不管就其产生的原本价值而论,还是二十多年的实践过程而言,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对它的这一特点进行梳理并作充分论证,是写作本文的主旨。     

从西部产业结构优化看其投资结构的改善

产业结构优化对于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推进西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西部要高度重视科技教育,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为其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西部人力资本投资需要与西部开发进程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协调,并且应该体现在对人力资源进行有目标、有计划、有层次的开发上。一是人力资源结构与西部产业结构衔接相协调,二是人力资源开发与西部各区域经济开发、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知识结构以及人才类型相衔接配套。     

当前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就当前人们在思想上对个体与私营经济的模糊认识,以及现阶段的个体与私营经济做了辩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新世纪伊始,促使我国个体与私营经济获得更大发展的举措.     

构建现代企业文化须做到"七要"

构建现代企业文化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有些企业对此不是重视不够就是方法应用不当,影响了现代企业文化的构建.因此,在企业管理中应强化现代企业文化的构建,改进构建方式和途径,以充分发挥现代企业文化在企业生存发展中的功能作用.     

试析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黑社会化倾向

由于黑社会势力的侵袭、腐蚀甚至吞噬 ,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着黑社会化的倾向。农村基层组织的黑社会化倾向主要表现为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性质、人员构成和干部的所作所为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重要原因是职权的弱化和丧失 ,管理手段的简单和乏力以及农村基层组织领导人中“能人”的缺乏 ;其基本方式是由红转黑 ,由黑转“红”和以黑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