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界定与程序完善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程序规制,但在强制医疗对象范围上依然需要与其他部门法做好衔接,在一些具体程序规定上还有待进一步修正.刑事强制医疗属于实现社会防卫的保安处分措施.要实现这一法律功能,并兼顾人权保障的立法任务,需要合理界定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依据正当性标准完善其程序规定.     

论医疗犯罪中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

我国刑法规定的三种与医疗相关的犯罪中均有“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规定，但是这个术语在各犯罪中意思不明确，表达不确切，内涵不统一，这与立法的统一性要求不一致。从刑法内在的统一性来看，应将该术语理解和表达为刑法上的“重伤”。     

明清州县监狱狱囚生活处遇制度研究

狱囚的生活处遇是监狱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州县监狱在狱囚生活处遇方面的制度和法规都有了明显进步，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但是，这些制度与规定在许多时候都不能得到切实的执行，狱囚的生活仍然相当悲惨。这表明，在古代社会，狱囚的生活处遇制度并不意味着承认囚犯的人权，而是为了体现统治者的仁厚，狱囚生活处遇的实际情况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的清明程度，这使狱囚的生活待遇缺乏稳定性和保障。     

新时期农民工医疗互助保障制度考察——温岭市非公企业医疗互助活动记实

浙江省温岭市在非公企业领域开展的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有效地缓解了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的认可，为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待遇的适用阶段与例外——兼议中国之对策

非歧视待遇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和与投资有关的协定明确规定的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标准,也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关键因素。各协定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存在较大分歧,焦点在于非歧视待遇是否适用于投资准入前阶段以及允许缔约国保留哪些例外。     

论ICSID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发展——兼评AES Summit、AES-Tisza诉Hungary案

近年来,国际投资争端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在ICSID仲裁庭的实践中有了一定的发展。文章首先按时间顺序分阶段梳理该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界定,随后结合最新的裁决实践,评价公平公正待遇标准要素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试图寻找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要素的发展特征。在把握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内涵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我们应积极思考并研究我国及投资者的相应对策。     

强制医疗程序司法运作中的问题与完善——以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行使为视角

我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性质上属于刑事司法程序,兼具治疗精神病和防卫社会的目的,奉行入院中心主义。强制医疗在司法运作中仍存在启动程序不规范、适用标准不明确、检察监督不到位、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检察院应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强制医疗启动程序、审查程序和审查标准、执行程序的监督,实现强制医疗公正、效率、安全和人道的制度价值。     

职务犯罪的心理防治

反腐教育需要入心入脑,法制教育要重纠正认知偏差,警示教育要重调适不良心理,形势教育要重辨析错误观念。预防犯罪需要打击为先,可以从提高刑事追诉力度、完善腐败制裁体系、平衡刑事制裁等方面提高打击效果。控制犯罪需要提早干预,可以尝试诱因免疫、权力监督、条件控制、心理干预等措施。     

劳动法与小企业的优惠待遇

目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和其他劳动立法统一适用于所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做法值得商榷。应充分考虑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自身特点、特殊要求以及劳动法的实施状况，对它们在劳动法上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境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劳动法都对小企业实行一定的豁免或差别待遇。借鉴境外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对个体工商户、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股份合作企业在劳动合同解除、劳动规章制定、社会保险方面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以减少小企业的负担，扶持小企业的发展，并促进劳动法的真正实施。     

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警察公共关系

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警察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加强对警察公共关系的研究是公安机关更好地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要。警察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扮演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公共安全的的角色,运用警察公共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是可行的,开展警务公关的具体措施包括:牢固树立舆情观念和公关意识、严密舆情控制、及时开展应对公关及必要时现场喊话公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