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

羁人意识总是在表现着对人显现着的实在性,此即意识王国的基础性事实,也是哲学研究的原始起点。“意识是实在性的反映”与“实在性的反映是意识”是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两端各为主体自身的反思规定性,是其两端联结的不同反思形式。哲学基本问题,便是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两端的相关性,而实在性是否可知的问题既是哲学基本问题内涵的真谛所在,同时也是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的基本问题。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构成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的三个意识形式,是它的整个逻辑内容所是。哲学一般的完美整体．是哲学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价值论三的内在统一,是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与其逻辑内容所是的内在统一。意识三国基础性事实．是贯通哲学整个逻辑内容的内在基石。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主观特征辨析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之包庇行为只能是出自故意 ,而纵容行为则可出自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本罪并不以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确认识到对象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为不可缺少的条件。只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包庇、纵容犯罪的人 (包括犯罪组织及成员 )的违法犯罪活动 ,便构成本罪故意所必需的认识因素。     

Social Support: A Mediator between Child Maltreatment an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maltreatment, social support, an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nts were 202 undergraduate students (137 female, 65 male) who completed surveys at two time points: once before entering college and once during their first year of college. It was hypothesized that child maltreatment would predict poore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but that social support would mediate this relationship.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ild maltreatment related negatively to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nd to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development related positively to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addition, a mediational model in which social support mediates child maltreatment an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was supported.

第二届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综述

在第二届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上,来自我国大陆、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围绕“中国《信托法》的修改及完善”以及“中国信托业的拓展与创新”这两个主题,对“中国《信托法》的修改与完善建议案”、“日本信托法以及信托业法修改动向介绍”、“信托产品研究”、“我国信托业实务开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信托理论探讨”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论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

“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在刑法界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在界定合同诈骗案件当中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显得非常重要。“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诈骗罪中只能产生于财物所有人交付(处分)财物之前,在合同诈骗案中不存在所谓的“事后故意”。     

夫妻财产隐名共有人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一则妻子擅自卖房案引发的思考

夫妻显名方擅自处分共有产的类案中,法官们往往徘徊于交易第三人与事实物权人之间利益平衡之间。而这一利益平衡的过程,实则体现的是登记公信力与真实权利人保护的消长关系。法官的判断过程必须准确把握登记制度的本旨、婚姻家庭制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大众一般权利意识。在保护善意交易的同时,必须对恶意利用瑕疵登记进行交易的行为作出否定性的评价,以平衡真实权利人的权益。     

试论刑案现场的犯罪信息

近年来,犯罪分子作案水平不断提高,主动有意识地破坏犯罪现场等反侦查现象正不断出现,而传统的现场勘查工作思路主要是注重对现场有限的有形痕迹物证进行提取和鉴定,这也是当前公安机关因现场提取不到有用的痕迹物证而导致一些案件难以侦破的重要原因之一。犯罪现场所寓含的犯罪信息十分丰富,除了那些有形的痕迹物证外,还包括很多潜在的隐性犯罪信息。获取犯罪现场的犯罪信息需要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更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国证券投资资基金法理模式之选择

世界各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型和契约型 ,而契约型又有分离式和非分离式之别。无论哪种模式 ,证券投资基金在法理上均存在双层信托关系。在模式的选择上 ,各国注重本国的法律文化特别是公司制度、行政监管与之密切配合。很难单纯对公司型和契约型的优劣作出评判。我国应当允许两种类型同时并存、同步竞争。在契约型中 ,为便于一般投资者理解和有利于行政监管 ,我们应采取非分离模式。     

转化犯的构成特征新论

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在实施足以构成基本罪的危害行为后,由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变化,并出现了特定的犯罪情节,而使基本罪的性质转化为另一重罪,而按重罪定罪量刑的犯罪形态。转化犯的构成特征分为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客观特征主要由形式特征、前提、转化条件、法律特征等构成;主观特征主要围绕犯罪故意及犯意转化而展开。     

信任模式与浙江民营企业规模

随着民营企业规模扩大 ,管理层次复杂化 ,建立在非正式信任基础上的企业组织方式逐渐失效 ,社会又难以在短期内提供有效的正式信任体系 ,使得委托代理机制难以根植于浙江民营企业 ,严重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政府的使命不是扶持个别企业的规模 ,而是加大制度创新力度 ,强化正式信任及实施机制建设 ,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