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当代海盗的法律对策研究——以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为视角

2008年以来,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海盗活动猖獗,联合国安理会为此多次作出决议,十几个国家派出军舰在该水域为商船护航,但是该国际航运水道的安全形势并未根本好转。索马里国内长期社会动荡是滋生海盗的内部原因,惩治海盗犯罪的国际刑事法律制度功能缺失是现代海盗活动蔓延的外部条件。联合国安理会应当出台标本兼治的措施,推动索马里实现国内和平,并且积极倡导完善有关的国际刑事法律制度,推动成员国修改本国刑事法律以实现各国国内法律在打击海盗犯罪场合与有关国际条约有效衔接。     

国际反网络犯罪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网络犯罪公约》为中心

《网络犯罪公约》作为国际社会反对网络犯罪、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产物,第一次明确了网络犯罪行为的种类及行为人的责任,规定了有关电子证据调查的特殊程序法制度,并确立了网络犯罪管辖的基本原则。但也存在网络犯罪圈划定范围过大、人权与自由保护不足、管辖权过分包容并易导致冲突等问题。因此对该公约需理性看待,应发掘、借鉴其闪光点来推动我国的网络犯罪立法。     

论铁路刑事案件的分类与特点

铁路刑事案件是指铁路公安机关管辖范围内的各种犯罪构成。铁路刑事案件的分类标准是复合性多层级的,通常包括发生犯罪行为的具体场所、案件性质、作案手法、被侵害对象等。研究铁路刑事案件的分类标准及铁路刑事案件的分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与铁路有关的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为铁路刑事案件研究及侦查学研究提供帮助,以便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涉及铁路犯罪。     

论金融功能监管:金融监管核心思想--从全球金融监管新发展看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变革

随着我国“入世”,民族银行业面临巨大挑战,我国金融监管更面临严峻考验。我国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已成必然,应在分析借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及澳、日、德、英、加等国立法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功能监管体系,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     

法院政治功能的学理疏释

现代的法院制度与古代的相比,其区别主要不在于法院纯司法功能的变化,而在于司法与政治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嬗变。法院作为国家政治权力架构中的重要一环、法治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关、民主制度的维持者与裁决者以及人民的法院,就必然要与政治发生关系,具有相应的政治功能,从而在权力分立的政治架构中,通过个案的审理与相关政治行为的判定,发挥着制约其他国家权力,规范权力运行秩序并维护宪政制度的功效。     

内地与香港的民事司法协助与民事管辖权的协调

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相关主管机关经过反复协商,先后成功地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和《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标志着我国区际司法协助取得了开创性成果,但《安排》仍然不能解决所有的区际司法协助问题,其中,两地的民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便是其中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为了协调内地与香港的民事管辖权,必须遵守“一国两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一事不在理原则。同时,应当采用《安排》的模式来明确规定涉及两地的民事案件管辖权的标准。     

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般规律初探

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杠杆具有基础性调节 作用;思想政治素质具有根本性把关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具有关键性保证作用。     

论最高法院在宏观调控中的角色定位

最高法院对宏观调控的介入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介入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制度障碍、知识障碍、工具障碍、观念障碍以及成本障碍。最高法院对宏观调控的介入只能是一种被动的消极角色,而且尚必须注重与其他社会系统充分的信息交流和对话,强调司法权的自我约束。     

论仲裁管辖权冲突

仲裁管辖权冲突涉及仲裁与法院两种管辖权的冲突和不同仲裁机构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在处理仲裁与法院两种管辖权冲突时,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和我国实践均支持仲裁管辖优先的原则;在处理不同仲裁机构之间的管辖权冲突时,应按遵循当事人意愿原则,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分别处理。     

行政管制下的司法缺位--对我国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争议解决机制之探讨

我国电信市场频发互联互通恶性案件,严重影响了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但互联互通争议进入行政处理程序多,司法介入的案例非常罕见,究其根源在于当前电信监管体制的弊端。司法缺位是互联互通争议解决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在其重构过程中应根据争议的不同类型开辟多渠道的解决途径。应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互联互通争议的司法管辖权,建立和健全互联互通争议的民事诉讼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理机制,提高行政处理效率。从根本上说,应深化电信监管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形成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