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单一窗口的构建及其制度性启示

日本单一窗口构建属于单一系统模式的成功典范。自1978年启动第一个电子通关系统——空运NACCS系统开始,通过30年的努力,分三个阶段实现了以海关NACCS系统为核心系统的单一窗口。在其构建过程中,NACCS的核心系统功能,领导机构与运营主体以及立法先行、动态修订的单一窗口法律保障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分析日本单一窗口的构建进程可以发现,解决单一窗口的瓶颈与障碍不在于电子技术,而在于制度构建与机构整合。强有力的单一授权领导机关,单一窗口制度构建的思维转换,制度改革与机构整合的法律化,这三项内容是单一窗口得以顺畅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柱。     

论诉讼程序的转换——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认罪答辩程序和普通程序基本对应了由轻到重的案件,而且各种程序都有其在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重大价值和意义.然而各刑事程序的转换是单向的、有限的,这既不能体现司法实际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公正和效率.以刑事诉权理论为基石,立足于刑事程序的多样性,要求在不同的程序之间进行适当的转换,对于连接三种程序,保证三者的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确保公正与效率,亦需在转换后的审理方式、审判组织、审限等方面进行明确.     

Mind the gap: How party–voter incongruence fuels the entry and support of new par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o what extent ideological incongruence (i.e., mismatch between policy positions of voters and parties) increases the entry of new parties in national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their individual-level electoral support. Current empirical research on party entry and new party support either neglects the role of party–voter incongruence, or it only examines its effect on the entry and support of specific new parties or party families. This article fills this lacuna. Based on spatial theory, we hypothesise that parties are more likely to enter when ideological incongruence between voters and parties is higher (Study 1) and that voters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for new parties if these stand closer to them than established parties (Study 2). Together our two studies span 17 countries between 1996 and 2016. Time-series analyses support both hypotheses.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spatial models of election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party entry and new party support.     

累积投票制的引入与实践——以上市公司为例的经验性观察

在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呼吁下,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引入了任意性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作为公司董事、监事的选举制度,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股东的权利。虽然立法上采取了任意性累积投票制,但实践中绝大多数样本上市公司实施了累积投票制,这与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对累积投票制倾向于采取强制主义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实证数据显示,一方面在目前的股权结构下累积投票制的实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累积投票制在上市公司中未能得以有效实施。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影响累积投票制有效实施的问题,包括等额选举、股东大会会议出席率低以及表决权的不当行使等实践层面的问题,也包括提名资格限制、当选原则、选举方法以及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和监事分别选举等制度层面的问题。从数学的角度分析,累积投票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实施的空间和价值。     

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因素 ——以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为例

国际法律程序包含了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在上述程序中,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官和国际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员的个人因素都或多或少会在法律活动中产生一定影响。国际司法程序的法官具有独立性,需宣誓只效忠法院或法庭,但其独立性是相对的,选举阶段的政治因素以及当选后法官的国籍、思想、观念都会影响他/她对案件的处理;国际仲裁程序的仲裁员的独立性较之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更显不足,争端当事方指定的仲裁员往往代表其利益,维护其立场。在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会在程序规则的制定、传唤证人或专家及视察涉案地点、收受证据、查明事实和法律、对判决结果发表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等诸多法律环节拥有一定权利并发挥一定作用。了解和掌握上述法律程序以及法官和仲裁员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国已卷入的菲律宾发起的强制仲裁案件以及未来的潜在案件会有所帮助。在中国暂未参与仲裁程序,而且放弃指派仲裁员的情况下,对仲裁员因素的研究有利于监督和避免不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一旦中国在未来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仲裁程序时,需在规则范围内去发挥和制造有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析国家赔偿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国家赔偿法确立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正式实施,文中结合新旧国家赔偿法几个相关问题的比较,说明新国家赔偿法在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方面具有的鲜明特色。     

公共利益实现困境中的程序纠偏——以土地征收拆迁为例

公共利益在实现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利益的异化、虚化和泛化现象严重,个人利益和政府利益也经常假借、冒用公共利益。程序规范是突破公共利益困境的重要途径,也是公共利益实现的应有之义。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和法律实践中忽视了程序规则。公共利益的程序规则包括公开透明的公共利益调查程序、民主科学的公共利益决定程序、公正公平的公共利益审查程序。程序规则并非绝对完美无瑕,不能将公共利益的程序正义绝对化。     

论表决权信托——以小股东利益保护为背景展开的研究

公司控制权的存在,使控制股东可获得大于其股权比例的收益,转移、减少其相应的风险,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表决权是争夺控制权的基本工具,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往往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在控制权争夺中其表决权的作用不能充分实现,其利益容易受到损害。表决权信托通过对表决权的重新安排,为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外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