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不断变革赋予了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从上古三代至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传统社会经历多次重大变革,并鲜明地表现为四个主要特征: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商品经济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以“民”的演变为基础和发展主线,经历了部族社会、豪民社会、富民社会、市民社会四个变革时代;以“乱”为表象,实质是“变”,是社会秩序的新整合,是走向“和谐”的必然过程;社会的整体变化,包括了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调整。中国传统社会每一重大变革,都伴随着儒学的复兴和发展。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国际模式与中国的现实探索

通过对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私有化过程的分析,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以建立一个分析国有资产私有化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不同的私有化动因及其路径选择,也有助于从产权明晰和支持性制度安排的视角剖析我国国有产权变革的历史进程,并由此把握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演变的经济逻辑。     

新时期变革中的韩国高级文官制度

本文探讨的是韩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高级文官制度改革。这项新制度的实施将对政府官员的选任与委派、绩效管理、工资制度、培训方式等带来变化。     

社会资本与正义的实现

社会资本是倍受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与国家已不能也无力承担起正义实现的全部内容,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为正义实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丰富的社会资本能使公民自觉并自愿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调剂,以实现社会经济平等;提高公民道德自律,确保公民自由的实现;并使社会拥有大量社会信任与自组织网络,增强社会合作,实现社会正义。     

浅谈公安院校如何应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基础教育的新课程改革引起了基础教育体系的历史性转换,为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很多高等院校相应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公安院校也应积极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时采取措施调整教育的模式和方向,改善公安教育现状。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的构想与实践——福州市检察机关“检务督察”制度改革之思考

“监督者受谁监督”,针对这一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命题,本文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构建的角度,分析现有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比较当前各地改进模式的利弊,结合福州市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提出并论证以融合监督性机制和制约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检务督察制度”。     

论新世纪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进入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型政府、公正型政府、民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分权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型政府和责任制政府。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必须切实解决传统行政体制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实现政府体制转型。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经验及目标模式

中国现行政体是作为现代民主政体两种基本类型之一的人民民主政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完善现行人民民主政体,而非将其彻底否定,以自由民主政体取而代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坚持、发展、完善人民民主政体的原则.中国政治体制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民主政体,即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特征的新型人民民主政体.     

The Making of a Corporatist State in Hong Kong: The Road to Sectoral Intervention

Extant Hong Kong studies have under-stated the corporatist nature of the Hong Kong state. From the 1980s, as part of its political strateg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helped to build a corporatist state in Hong Kong that incorporated various sectoral elites, leading to a change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after 1997.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ehaviour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legislators and policy outputs after 1997,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s a corporatist structure introduced many sector-oriented demands. These sectoral representatives lobbied for favourable polices, increased representation for their sectors, and more state resources. This drove the post-1997 Hong Kong state to sectoral intervention, as resources were diverted to selected sectors, creating new legitimacy problems for the regime.     

文化体制改革的实现路径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有利于更好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随着近年来我国文化领域深层次问题的凸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显得极为迫切，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加强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