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灵工的内卷化困境及其逻辑

本文以"内卷化"概念为理论视角,指出数字灵工在进行知识性、文化性的创意劳动时,能够提高工作激情和成就感,但面对平台注意力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和平台规制时,他们陷入了一个高度内卷化的工作状态:"自我锁定""失活创意""路径依赖"。具体来说,数字灵工在平台资本裹挟和量化规制下,逐渐固化了创作内容类型,并展开了故步自封的逐量创作。从结果来看,数字灵工看似实现了自由和自雇,但个体化的职业形式导致后期发展动力不足,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中,难以产生对个人更大回报的增长模式。研究依托平台创作群体,重新阐释和理解内卷化概念,有利于我们拓展内卷化在劳动领域的解释力,同时揭示灵活就业的数字灵工平台劳动的困境及深层逻辑,尝试探究可能突破内卷困境的路径。     

百年变局中迷茫的拉美北大核心

2019年拉美15个国家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浪潮。有的抗议导致总统辞职、政府垮台;有的抗议引发社会动荡、流血冲突;有的抗议招致全国"宵禁",政府被迫放弃主办重大国际会议。一时间,多国动荡并发,同频共振,乱象丛生,被国际媒体称作"拉美之乱"。"拉美之乱"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最近40年罕见,构成2019年全球乱象的一部分。它既是拉美国家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更反映了百年变局中拉美国家对发展道路的迷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国家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破窗理论: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25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十余年来259份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发现,行乞者犯罪近几年呈现平稳增长、犯罪分布分散化、常实施传统侵财及侵犯人身安全等犯罪、累犯或前科占比较小、轻刑化趋势明显等特征。犯罪场域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行乞者贫困、学历低等个人因素,成为行乞者犯罪的重要诱因。“破窗理论”中的失序行为常与犯罪相伴而生、当失序行为叠加至“上限”时易引发犯罪、通过秩序维护控制犯罪等主张,较为契合行乞者犯罪之治理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改善场域环境,多方联动治理,倡导设立“邻里守望”项目改善行乞者犯罪的外部环境;在行乞者陷入行乞前,精准扶贫;在行乞时,强化救助;在犯罪后,辅以司法人文关怀。     

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的伦理向度

殡葬工作是民政工作的重要一环。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推动实现“逝有所安”这一新时代美好生活应有之义。新时代我国殡葬文化建设蕴涵着辩证审视生死、感悟生命意义的生命伦理向度、保护自然环境、推行生态安葬的环境伦理向度、倡导文明祭扫、建设乡风文明的文化伦理向度。基于伦理向度对此予以综合考量,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实践路径,为加强殡葬文化建设提供伦理向度的价值指引、实施手段与价值准绳,另一方面能够加深思想认识,使我们面向实际场景不断丰富殡葬伦理思想,着力构建新时代殡葬伦理文化建设新图景。殡葬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缩影,以建设发展此项工作为契机,也能有效促进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更好地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私密还是透明：智慧社会的隐私困境及其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日益成为透明的社会。透明社会的人们处于"裸奔"状态。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担忧,我们还有隐私吗?除了我们所担忧的信息泄露、隐私被侵犯以外,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大企业与政府组织可以以非常隐蔽的方式来控制个人隐私。不同于传统的物理空间,智慧社会的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现实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对隐私的认知,在智慧社会中公与私之间的边界发生了迁移。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通过技术上防范和与智慧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建构来维护隐私。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同情的距离：远近的苦难、关爱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伦理人类学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社交媒体，由于其连接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灾难信息的全球化。然而，同类的众多重大事件信息的送达，并不一定会在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中获得同样的响应，甚至可能完全不会得到响应。这意味着虽然信息的“普遍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但早期深入人心的普遍主义伦理及其后续的各种变体却对此无能为力。从实存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关爱和情感的实践可能已经部分成为一种学界共识，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得到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一种剥去规范性道德优越感之后、更为实践导向的“道德”构建的考量。这种状况对于人类学的伦理研究来说，可能更多意味着一种机遇，而不是挑战。     

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

当前,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但对被害人参与该制度权益的关注和保障却明显遭到忽视。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被害人普遍参与不足、参与方式规定不明、诉讼权利无法保障等问题。这极易导致司法机关权力滥用,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置初衷和适用效果。基于此,在正视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困境的同时,需要让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重新回归,赋予被害人明确、具体的诉讼权利,区分案件类型分别规定被害人的参与方式及路径,规定被害人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并对被害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