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法中的国籍联系

“国籍联系”在《外空条约》、《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营救协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界定“本国活动”、“有关国家”、“发射国”、“登记国”的重要标准，是判断“私人行为的归责性”的重要导向，是私人、空间物体的国籍国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是划分空间活动责任、风险的重要标准，是空间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国家的国家理论——读《社会学与法学的国家概念》

毫无疑问,"纯粹法理论"为"世纪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赢得了更多的学术声誉。对此,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的评价并不夸张:如此敏锐地捕捉到法的规范性问题,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1]。除了两版《纯粹法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以及宪法法院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制度设计,同样是凯尔     

“国法学”在民国初年之开展--张东荪《国法学绪论》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国法学"是"研究法律的国家之性质并国家的法律之性质"的一门科学。"国法学"之根本精神,是"法治主义""选举主义""对话主义"的,总之是"现代主义"的。张东荪《国法学绪论》所谈政治,完全是现代政治;所谈国家,完全是现代国家;所谈法律,完全是现代法律。此书在其本人思想史上,是其思想彻底摆脱"东方色彩"而进入现代欧西文明之根本转折点;在中华政治思想史上,则完全可以成为中华现代政治之三大源头之一:第一大源头是王宠惠之《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主要论及"宪政";第二大源头是孙中山之《建国方略》,主要论及"实际的操作";张东荪《国法学绪论》以"完整性"与"系统性"为特点,可视为第三大源头。     

习近平“家国情怀”理念的哲学阐释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不同场合对家风、家教作了系列重要论述,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浓厚的"家国情怀"理念。从唯物基础看,丰富的个人实践经历、崇高的人生理想抱负及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继承,是习近平"家国情怀"理念得以形成的内外动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习近平"家国情怀"理念既是唯物论,也是辩证法;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既是群众观,也是价值论。坚持习近平"家国情怀"理念的根本遵循,就是要提升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就是要恪守为民造福的本质初心,就是要凝聚社会核心价值共识,就是要把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相结合,不断汲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养分和精神力量。     

从安全环境分析“伊斯兰国”在北非的扩张北大核心

安全环境与"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在北非的扩张具有直接的关联和互动关系。"伊斯兰国"势力的全球扩张是一种重要现象,其在北非的扩张尤为突出。"伊斯兰国"势力在北非的组织、暴力、宣传扩张,都利用了西亚、北非和更大范围内的安全环境条件,而"伊斯兰国"势力在北非的扩张又在北非、西亚-北非-西非、全球等圈层引发安全环境的压力。打击"伊斯兰国"势力及其在北非的扩张,可以考虑从安全环境角度着眼。     

德国的州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及其启示

德国联邦制的发展巩固,其各州宪法调和表征了联邦国家性的主权侧重,规范了州的受宪制性。联邦州宪法保持在根本规范上与德国《基本法》的同一性,实现了联邦整体宪制的地方贯彻。州宪发挥着捍卫联邦制及统一、帮助阐释《基本法》、补充和丰富《基本法》及特别情势下替代等功能;德国州宪的法治经验可为我国纵向政权法治的多样化以及以法治方式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提供借鉴。     

陈独秀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变化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东方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伊始,中日两国又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明治以来,日本维新志士发愤图强,师夷长技,大办实业,发展教育,增强军力,使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崛起,对于正在苦苦探索救亡图存路径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康有为、孙中山开始,中国进步人士就发出了向日本学习的呼声.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开始,就了解、认识到日本强大的因素,也主张学习日本以自强,并对中国的近代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论秋瑾性别角色转换的三个层面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秋瑾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秋瑾突破传统性别文化域囿,在诗歌创作中,以男性的口吻抒情、言志,宣扬非主流的社会观念,其诗作风格呈现出男性化的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秋瑾女扮男装,进入男性社会活动空间,不仅在服饰上,而且试图从社会性别上消除男女间的差异。在行事方式上,秋瑾仿效男性,执着家国理想,慨然赴死。秋瑾的死是她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追寻,也是女性从事社会活动却无法得到社会认同的必然结果。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理论、现实及和谐之道

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乡村民间法系统与国家法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是建设和谐农村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一种与国家法相对立的民间法,村规民约在实际运作中与国家法既存在着冲突,也有妥协,还有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应有效界定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国家立法层面吸纳村规民约合理因素,完善乡镇政府对于村规民约的备案制度,实现司法层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