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香港工商界“反美扶日”运动

1948年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是当时全国性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到组织起来“反美扶日”两个发展阶段。由于香港政治经济地位的特殊性,致使香港与内地的“反美扶日”运动在参与主体、关注领域、领导力量、斗争目标和方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同时,面对共同的“反美扶日”主题,香港工商界与内地青年学生的表现又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都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     

王金林:群众肯定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王书记,谢谢你帮我找到工作,现在我一个月包吃包住还能拿到4500元工资,改天一定来当面道谢。"3月28日,榕江县水尾乡水盆村驻村第一书记王金林接到村民王金银打来的电话。因疫情影响,王金银迟迟没能外出打工,心里很着急。王金林知道后,第一时间与榕江县派驻广东省东莞市榕江劳务服务站对接,将王金银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介绍,最终王金银被东莞本玲科技有限公司录用。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营商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保护与规制的博弈

营商环境下,支持民营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确保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助于民营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在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之时,应当注意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其规范化经营的引导与监管。兼顾民营企业的保护与规制,就是要防止法律规制民营企业的前置化,坚持刑法适用的谦抑性,审慎适用刑法手段,注重刑法最后手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同时改变法律关于民营企业监管的滞后性局面,推行企业失信惩戒机制,创新消费者维权机制,建立积极作为的市场监管机制。     

“两区”制度型开放的创新实践

我国制度型开放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北京“两区”建设是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北京将“四个中心”功能有机融入“两区”建设当中，进一步发挥其在京津冀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释放制度型开放的创新红利。北京作为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试点城市，负有引领地区经济走向高水平开放道路的重要使命，在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中，不断聚集有利要素，建设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两个大计”的论断笔谈

<正>主持人语: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简称"两个大计"),这一全新的表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人们在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虽有不同的收获与体会,但在认识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两个大计"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使命型政党对自身教育使命的全新诠释,这一"全新的诠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使命传承,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关注当下的使命自觉,更是中国共产党放眼未来的使命追寻。本期推出中南民族大学校长李金林教授及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018ZDZB04)课题组成员的三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使命传承""使命自觉""使命追寻"三个方面分析了"两个大计"在"过去""当下""未来"之深刻内涵。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