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民本思想的“初心”与“使命”

在苏东坡的一生言行中,坚守着体恤民情、敬畏民心、以民为本、割爱为民的理念。为民怨和民生,他挑战权力,代言民意,越级上书,直陈利弊,甚至不惜以"乱亡随之"来"耸动陛下"。研究和学习苏东坡民本思想的初心,牢记肩负民生发展的使命,有利于我们开创中国现代政治生活新气象,坚持人民群众实践主体地位,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研究

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参政党的重大使命,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参政党在履职过程中,政治把握、参政议政、合作共事等能力不断增强,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程序化、制度化发展。但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以及参政人才、信息、制度等因素影响,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还存在协商功能发挥不够、协商过程不对等、协商成果转化效能不明显等问题。应着力从营造良好政治和文化环境、拓展协商内容与形式、加强思想共识和实践行动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     

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要求,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呈现"总体基本一致,以主流价值观为主""由多维构成,最认同道德品质和做事风格""基本具备情感和动机功能,具有榜样示范价值"的现状,以及"民族性""革命性""时代性""平民性""现代性""娱乐性""多元性"七个特征,并明显受到家庭、学校、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多方重视针对性提高家庭教育的功能、全方位提升学校主阵地教育功能、高效发挥媒体融合的优势互补作用、努力拓展影视作品价值引领功能等四项建议,以期引导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的英雄观。     

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定量分析方法的内涵、特征及实施策略

大数据的发展与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迈入了大数据阶段。在运用大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及其构成要素进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客观性、充分性、动态性以及预测性等大数据特征不断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与大数据分析的融合发展,需要我们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思维;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模型;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价值,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定量分析的大数据"用起来""大起来""活起来""实起来"。     

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基本情势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浙沪三省(市)卫健委处级干部的分析

政府治理过程的履行和政策功能新的发挥,特别是现代公共事务治理日益要求精细化和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对干部队伍的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总体态势上看当前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日益受重视;从产生来源看,由本系统内部提拔产生或从其他单位同级交流选用,是配置专业型干部的主要方式;从职务变动看,无论是"一把手"还是副职,在本系统内部实现岗位变动的情况居多;从实践历练看,专业背景并不是专业治理能力的唯一判断标准,实践锻炼的作用更加显著。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受个人自身素养、组织关注和培养力度、区域及行业系统干部队伍的已有基础以及基层干部队伍激励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加强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永恒话题,尤其在当前情势下更受关注。但是,专业治理能力并不局限于专业背景,实践岗位历练同样重要。在重视"一把手"岗位的同时,也应关注能起优势互补作用的班子配备。还应以系统性思维从扩大专业化选拔的范畴、提升专业化精准化培训绩效、加强分类管理和考核评价等方面同步推进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     

资本研究与统计方法

对资本的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价值＝应付成本，剩余价值＝内生利润。“劳动价值”与“商品价值”相对等，商品的价值量＝以时间单位计量的劳动量。瓦尔拉斯均衡的假设前提是零利润。“社会的价值体系”、“企业家的价值体系”都指精神层面观念意义上的“价值”，这与马克思设定的生产层面工时意义上的“价值”，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垄断必然造成经济非均衡。在“资本形成”过程中既有利润率变动，也有利润率不变动。“利润率现象”取决于当时市场是非均衡状态，还是均衡状态。非均衡必须变化为均衡，这是平均利润率出现并存在的必要前提。借助概率与统计方法，通过推导得知，利润率总量与积分有关，平均利润率与导数有关。     

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

在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政治传播线上宣传的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成为不断推动这个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政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政治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政治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政治传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转变传统公共政治传播观念,以新媒介技术为支撑,传播优质内容,寻求与公众的政治共识,建立公共传播与公众传播的多向互动格局,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够对新媒介技术下政治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