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理学七十年:变化与成长

中国法理学七十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苏联版国家与法的理论时期(1949-1977年),法学基础理论时期(1978-1993年)和不同知识-理论谱系的法理学成长时期(1992-2019年)。法理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使命,面对不同的理论难题,其进退兴衰具有制度依赖性。中国法理学的未来发展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     

论著作人格权

本文将作者精神权利的性质界定为人格权,并从权利产生的依据、权利主体、客体等方面比较著作人格权与一般民法人格权,且在著作人格权主体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

案情绍A市某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在承建A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开发的“××大厦”工程期间,向A市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购买钢材,至99年1月8日共欠钢材款计人民i690万元。同年3月18日,为使“××大厦”工程能顺利按时竣工并交付使用,甲、乙、丙三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购销协议人协议第6条第2款对保证方式作了如下约定：‘德方（即甲公司）卵未能按期付款或超期付款,由担保方（即乙公司）付清该货款并赔偿供方（即丙公司）的经济损失。”由于有了乙公司的担保,该协议签订后,丙公司依约向…     

《刑法》第64条财物处理措施的反思与完善

《刑法》第64条的现有规定造成了追缴、责令退赔、返还、没收等刑事涉案财物处理措施含义的模糊和逻辑关系的混乱,也无法同刑诉法的相关措施进行协调。只有在明确追缴和责令退赔是程序性处理措施,返还和没收是实体性处理措施的前提下,合理界定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并将第64条之规定分为两款,才能理顺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理制度,为依法顺利追赃奠定基础。     

刑罚正当化语境下的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效率优势,更是实体法意义上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具体表达和实际应用,认罪协商制度的认罪和量刑建议过程即是刑罚正当化的实现过程.所以要厘清认罪协商的刑罚正当化根据:即侧重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但又兼顾了一般预防和报应的效果实现,并以此为目标进行认罪协商的配套设置.而我国未来构建真正有效的认罪协商模式除了需要构建具体协商程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规范的方式对实现刑罚目的正当性的认罪协商实体内涵进行具体规范,方能保障认罪协商的实体法功能实现.     

逮捕条件的司法适用

逮捕条件的适用难题有三：一是对“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性”和“现实危险”如何判断;二是对径行逮捕中“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何理解．以及是否只要曾经故意犯罪就应当逮捕;三是对违规转捕是否需要审查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本身的合法性。破解的对策是心存正义并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明确社会危险性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证据之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一种综合全案证据的刑罚预期,曾经故意犯罪的需要全面考虑前罪性质、与后罪时间间隔,以及后罪的行为的手段、对象、造成的后果、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因素,违规转捕应当审查前置程序的合法性。     

深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认识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当前理论界所认为的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虽在价值决定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在本质上二者具有同一性。二者之间是一种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个别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区别分析并深入探讨其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目的不是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想更加科学地去解释二者对价值决定的根本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