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跨境迁移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为追求特定的目的,跨国公司常常通过子公司和分公司等方式实现不同法域间的跨境迁移。跨国公司跨境迁移不仅可能导致公司自身国籍和属人法的改变,还可能对一国经济和法律秩序构成挑战。因此,我国应当对现行冲突法规则所采用的标准加以明确,同时也应当对可能适用跨国公司跨境迁移的实体性规则加以改进,从而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维护我国正常的经济法律秩序。     

国家必然中立吗?——从《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说起

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学说成为现代人理解国家存在意义的主要方式。施米特激烈批判这一点,并将之追溯到霍布斯思想中蕴含的利维坦死亡因素——内外之分。然而,施米特过度地解读了霍布斯。主权问题是现代政治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目的是带领人们走出混乱无序的战争状态,重塑有安全保障的个人自由。社会多元力量威胁着利维坦的生存,国家必须有明确裁断和强制力量才可能实现其存在的目的。唯一的区别是,霍布斯的国家不需要带有价值追求的色彩,看起来处于一种中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真正处于彻底中立的状态、不需要对价值作出裁断。     

荣成铁槎山“千佛洞”变“千真洞”的历史之谜

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以来，无论是本土的儒家、道家学说．还是东汉南印度传入中国的佛家文化。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均衡互补，源远流长。儒家、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理论体系．而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不断增强了中国的特色，形成了“中国佛教”。     

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彼此互相联系,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实际情况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掌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本途径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本方法。     

李大钊与陈独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心路历程

一陈独秀与李大钊尽管同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巨匠,思想中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双方在世界观上的歧异,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态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有着差异。从具体的历史细节和     

贵州党史回眸

龙大道（1901—1931）又名龙康庄，字坦之，贵州锦屏人。1919年到武汉鹦武洲就读，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四年后考入上海大学，阅读大量进步刊物，接受共产主义学说并参加革命活动。1923年11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赴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1925年回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之后任中共上海曹家渡部委书记，又到上海总工会组织部工作。1927年2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战斗取得辉煌胜利。     

论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学说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在世界特别是在西方得到了充分发展,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哈贝马斯正是基于对民族国家的回顾和诊断,提出后民族结构理论,展现后民族结构的可行性,旨在解决民族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为保障社会的一体化与民主制度在跨越民族界限的情况下坚持和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性方案。然而,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后民族结构是否可能,仍有讨论的余地。     

创新：创造人大新未来

创新,写在了人大旗帜上。日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用于中国实际创造出来的。它比较年轻且生命力旺盛,但也需要突破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残余的牵绊,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为人大制     

关于法家学说与秦代法制关系探讨

法家学说和秦代法制关系密切.法家学说是秦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秦代法制是法家学说的切实贯彻.探讨两者具体的契合关系,有助于深层次理解秦代法律文化及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文化的形成及丰富内涵.     

首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影响

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首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正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第一次在中国相对集中和完整地呈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为一大批志士仁人、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路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