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行为的程序治理

刑事诉讼中“严禁刑讯逼供行为”的规定并没有在具体的证据规则设计和程序设定上得到回应。要在程序上治理刑讯逼供行为,应当在程序上建立起“自律性”制度,规定程序性违法的“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引进“他律性”措施配套,以遏制刑讯逼供行为。     

案发前退还诈骗款物的规制考量

最高法研究室对“申付强诈骗案”的电话答复是针对特定个案裁判的处理,该答复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诈骗案件。行为人在案发前退还部分或全部诈骗款物的行为,本质上是犯罪既遂后的认罪悔罪表现,不应影响入罪评判环节的“可罚性”判断,只应影响刑罚裁量环节的“需罚性”决断。司法实践不能为规避事实认定中的非法占有故意问题与规范评价中的诈骗数额确定疑难,对退还的诈骗数额采取绝对扣减的做法,而应结合个案答复的法律要旨和有关诈骗案件办理的司法解释规定,区分不同款物的返还情况和可能出现的法律处理结果,在保证刑法严肃性和刑事追究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个案中法律适用的“可罚性”判断与“需罚性”裁量。     

从陶渊明的性真心善看其归隐的和谐与自得

陶渊明辞官归隐历来备受世人关注。本文拟从他的心性入手去探讨这一话题,指出性真是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必然,心善是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二者,陶渊明在归隐后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个体的生命与心灵之间的和谐这三者的完美统一,从而领会到田园生活的闲情逸趣、自得之乐,进而成就了其至善至美的人格。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转向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转向是指由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转向,是现代哲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运用,是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局限性的客观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转向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性,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现代化、科学化。     

我国著作权法中人工智能主体资格之否定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著作权法律体系带来诸多冲击.在解决后续具体问题之前,必须先明确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资格.目前学界中关于肯定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的观点都有相应的不足.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目前阶段,赋予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既无可能性也无必要性.我国著作权法应当继续坚持其作者权体系的立法初衷和...     

关于提高企业培训有用性的思考

大多数企业对于培训重要性的认知转变可以从其投入于培训的资金比例上看出,甚至把培训用作招揽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重要工具,以及提供给员工的另类福利。然而随着一轮轮培训潮的起伏,人们逐渐冷静下来,开始理性地寻找新的问题,为什么听讲时感觉效果很好的课程却很难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建立起逻辑联系,也就是学的东西不实用。很多企业反映,花在培训上的钱至少有一半是浪费了,更难以理解的是怎么会发生浪费,浪费在什么地方。那么,培训为何没有尽到其使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呢？     

工科物理实验教学探讨

物理实验教学一直是我们不断探索不断改进的学科,在此本人对开放式实验和设计性实验提出了一些想法,希望能在实际教学中有所帮助。     

一人公司性质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和公司制度的发展,一人公司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所承认,我国新《公司法》也已确立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地位。学者们大多只是从实践角度论述一人公司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一人公司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对一人公司性质的评判应当突破传统理论框架,在更为科学的层面上予以重新认识。     

积极刑法观下犯罪附随性后果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背景下,犯罪附随性后果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犯罪附随性后果本质上是对犯罪人资格或权利的剥夺与限制,在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其所存在的价值基础在于防卫社会和保护重大公共利益,但随着积极刑法观在我国的确立,严厉的犯罪附随性后果可能违背刑法轻缓化的价值理念,并且影响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带来犯罪附随性后果预防功能的克减。为使犯罪附随性后果更好发挥作用,必须树立犯罪人复归社会与防卫社会相统一的思想理念,给予犯罪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在规范上提高设置主体的规范层阶,缓和其严厉性,并且逐步消除前科报告义务,同时在制度上建立犯罪人就业歧视的救济制度。     

教育和人的关系的再审视:一个哲学的视角

教育和人之间本质的始源性关系,在现代工业体制、市场逻辑和社会分工的浸染下,其澄明状态遭到了历史性遮蔽,表现出了明显的外在化、功利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双重不和谐.而要克服这种局面,就应该在哲学的视野中对教育和人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使教育历史性地回归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