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美国关于不正当贸易行为的法律规定

<正> 不正当贸易行为法又称不正当竞争法,同商业侵权法、智力成果法和贸易管制法有密切关系。但是把不正当贸易行为法当作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对来说还是近期的事。本文旨在对美国关于不正当贸易行为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扼要介绍,以求对我国在对美贸易活动上提供一点参考。     

失恋了，别趴下！

我是一名师范生，进校不久就和本班一个女生相爱了。可最近她提出要和我分手，原来她又有了新的男朋友。我知道感情不可强求，可我的确很喜欢她，更不能忍受扮演这种由“第一者”变成“第三者”的角色。我虽然也知道学生的天职是学习，男子汉应该以事业为重，但我对她的那份感情却怎么也抹杀不了。我开始变得自卑，恨她移情别恋，抱怨命运对我不公平。为此我非常痛苦，     

统计法：统计体制改革的准绳

一、现行统计体制及统计制度的“不适应性”： （一）按主管部门统计的“条条”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 在市场经验体制下，企业是自主型的经营机制。一方面，行使政府职能的经济管理部门已经或正在改制改组为以资产为纽带的集团公司。     

中国封建社会的证明制度（七）明清——公证私证文化的稳中求变与推陈出新（中）

明代的契约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无论在契约适用领域的普遍化还是契约形式的种类化上，都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不动产买卖、典卖、租佃、租赁、典当、抵押，以及借贷、雇佣、合伙等各个领域都普遍采取契约制，而契约形式多种多样。为了保证契税的征收，提高契约的法律效力，一般除要求当事人如卖主、债务人、佃户要签押外，中人、保人也要附署之，并负有连带责任，以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同时还强制规定采用官印契纸，以减少民间因草契发生的纠纷。凡是依法成立的契约，均具有法律强制力，受到法律保护。     

刑事和解视野下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我国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司法资源。应当通过扩大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等完善现行不起诉制度的途径来落实和体现刑事和解制度的精神实质,并应通过强化检察官的客观、中立义务、强化公众对检察机关行使裁量不起诉权的监督等,保障不起诉职权的正确行使,最终服务于刑事和解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     

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的裁判思维

法官不得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应首先适用立法规定来解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可根据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的远近距离或是否有助于损害的预防与救济等价值因素,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公平原则、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自由地处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配置。     

难民保护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及对策

对难民提供国际保护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然,然而拒不接受难民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应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措施,一是修改既有难民定义,扩大国际难民法的保护范围,使得各国对那些不符合既有难民定义却处于与难民同样境地的人的援助,从纯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自觉自愿行为转化为法律义务。二是强调国际人权法在难民国际保护中的应有作用。将人权原理应用到难民保护领域,通过敦促国家履行国际人权保护义务来实现对难民的保护,可以克服国际难民法的固有缺陷,并强化难民国际保护的法律基础。     

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

从契约和产权的角度,破产法改变了企业原来的合同束,并根据新的合同束界定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的产权,产权界定清楚可以激励相关人为提高破产效率去行为。这就是市场化的破产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基础。市场化的破产实施方法需要配套的制度以降低实施成本,这种制度既包括人的因素,又包括市场因素。我国破产法的实施效果,也有赖于这两个因素。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