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我们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一、关于财产问题。今天合法的财富拥有者，不能等同于旧时代的地主、资本家。他们依法经营、依法纳税，他们的出现是改革开放路线的成果，他们也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受益者和拥护者。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扩大我党的群众基础；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是增强我党的阶级基础。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要以这一部分人为先导，而不是将他们划入“另类”，打入“另册”。     

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2007年1月15日,最后一位七届中央委员、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同志病逝了,享年99岁。薄老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光荣的革命事业。抗战期间,为了团结阎锡山抗日,薄一波深入山西,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抗战了八年,智斗了八年。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薄一波作为候补中委被提名。有的同志认为薄一波曾经入过狱,当候补中委不合适。毛泽东听到这一情况后说,为什么不可以当选为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就这样,37岁的薄一波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是财政部的首任部长,在新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薄一波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被戏称为经济战线的“四大名旦”之一。     

诈骗罪疑难问题研究——对传统罪名的解读

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我国诈骗罪的对象。三角诈骗的情形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诉讼欺诈不宜作为诈骗罪处理。关于找钱诈骗 ,有时只能作为不当得利处理。欺骗他人放弃财物然后自己捡拾财物的 ,构成诈骗罪。欺骗他人交付不法原因给付物 ,可以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对个别财产的犯罪     

论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中国化

共谋共同正犯是日本刑法理论特有的概念,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并不会破坏实行行为的定型性,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并且也遵守了个人责任原则;同时能够促进我国的共犯参与体系从"主犯"为中心向以"正犯"为中心转变,在对共犯人法律性质做出准确认定的基础之上,实现量刑的客观化、公正化。但是要实现共谋共同正犯在中国的本土化,还要对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进行以"正犯意思"和"对实行行为高度的支配力"为主体的主客观"双重限制",以共谋共同正犯为中心划定其不法上下限——间接正犯与狭义的共犯。     

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云指挥经济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同反动资本家打了一场经济仗。这一仗,打掉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对稳定新中国的经济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作出打这场经济仗决策的是毛泽东,而在上海负责指挥的是陈云。那么,陈云为什么去上海?他又是怎样指挥打这场经济仗的呢?     

经济全球化的新质量

全球化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两种“物”的层面．其直接动因是资本无限增殖与扩张的本性．而更深层的动因是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与提出的要求。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所造就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既要求一个广阔的世界范围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为资本家走向世界以在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运转的同时实现利润目标提供了可能与便利。     

论侵吞不法原因委托物行为的性质

对于受托人侵吞不法原因委托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学界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的论争.不法原因委托人在委托财物被国家没收之前,对不法原因委托物仍然具有所有权;在不法原因委托的场和,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仍然存在值得刑法保护的委托信任关系;从处罚的必要性上来讲,受托人侵吞受托物的行为也值得处罚.因此,将侵吞不法原因委托物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是合适的.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企业精神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在今天看来仍然比较有价值的企业精神。这些精神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实业救国”的远大理想和人生追求，尊重科学 (家 )的求实精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等等。这些优秀的企业精神，对于我国现阶段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是很有价值的。为此，我们必须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努力寻求世界主义与民族情结的契合机制，以创造企业的凝聚力为先导，鼓励员工的技术创新。为企业的发展寻求稳固支撑。     

公私合营中资本家积极心态之缘由探析

资本家在建国初的公私合营中之所以持积极心态，最为重要的原因：一是政府政策的感召。是否实行公私合营采取资本家自愿的政策，利润分配方面采取逐步限制的办法，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平“赎买”政策具有双赢性，对资本家的改造较为人性化；二是时局使然。国内既有利又复杂的形势使得公私合营势在必行，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有利公私合营，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空间已相当狭小．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切态度。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不法交易之法律实务运作——以台湾实际发生案件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市场存在不少的不法交易，对于整体金融市场的健全以及投资大众的财产均构成威胁。在台湾地区成立的投资人保护中心主要以受理投资人保护为主，根据所接受的案件而分类，较常见的证券不法案件分为四种型态，第一类为财报不实型态，第二类为内线交易，第三类为操纵股价，第四类则为公开说明书不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