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人民法院报》2001年12月13日第5版刊登杨传国同志《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一文，该文认为，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说明债权形成之时，债务人就有履行债务的义务，若不履行，即证明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对此观点，颇值商榷。     

试论忘却犯的行为性

忘却犯是指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义务的人因为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未尽职责致使该结果发生从而构成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忘却犯是历来确定行为概念时不得不面临而又最难逾越的障碍。只有将行为定义为“体现了主体的心理事实、能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身体动静”方可正确地说明“犯罪是行为”这一命题。     

公罪与私罪--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

中国古代在法律中规定公罪和私罪,是以维护正常吏治为目的的。吏治如何,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明代的统治者在吸取前代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法律,增加了公罪与私罪的律条,而在一些诰、令、例等条文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由于条文的复杂繁多,彼此之间还有相互矛盾之处,更由于公罪与私罪的界限不清,使公罪与私罪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有了千变万化的状态。公事犯罪虽有检举之条,但遇有重大事故,连坐总是难免的;私事犯罪则不然,私罪是个人之事,不会牵连到其他人。正因为公罪与私罪的差别,许多案件本应该定性为公罪,却被定性为私罪,使本来还有公正可言的公罪与私罪的法律变得不公正,不但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而且还给官吏“黜陟用舍”的弄权带来了莫大方便,败坏了社会和官场风气。     

对我国警察反恐防暴专业人才培养的分析研究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同时我国正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和对敌斗争复杂期，各种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活动日益突出，暴力恐怖活动的威胁进一步加大，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不断增多，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构建“和谐社会”。虽然公安部为了提高巡警防暴队伍的战斗力，     

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要件

刑法第390条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关键因素,然而如何定性“不正当利益”,并确定其判断标准,虽然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困惑依然存在。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观点基础上,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性质及其判断标准进行了探索。     

努力消除当前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

和谐与和谐社会是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社会理想。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努力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能否消除不和谐因素, 关键在党,同时还要注重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保持社会稳定。     

探究厦门市电子工业增长乏力之谜

近年来,厦门市电子工业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陷入"增量不增值"的困境。本文通过鱼骨法分析对厦门市电子工业的现状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与中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我国《刑法》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才能认定抽象危险的产生，才成立犯罪。这种抽象危险产生后，也只意味着作为未遂的危险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既遂。故在抽象危险产生后，实害发生之前，只要行为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实害发生的，仍能成立犯罪中止。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关系，在两罪同时成立的情况下，应从一重处断。     

论不发达地区增长极的培植

不发达地区培植工业增长极是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调整经济布局,合理配置资源的客观需要,增长极是创新的基地,更是发展本地经济的立足之本。培植增长极要以经济规律为依据,找准增长极的空间生长点,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打出一批名优产品,建立对外开放的经济技术联系,以“外极”带动“内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