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作为技术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民主在无效宣告中的引入

专利权被普遍认为是私权,但其实现过程却迥异于理论认识。民主在专利权第二次评估过程中获得机制性设置,专利权的实践由此表现为社会参与的过程;基于各种可能的民主模型,这一过程的秩序获得了正义性价值。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引入民主的理论可能,证立了专利作为技术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的命题,即:向所有人开放、公开;对行政机构决策设定明确的限制条件;结果受控于司法监督。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为此提供了理论深化的智慧和启迪,局外人或权利外人的加入,使专利权无效的民主过程在生活中获致实践。     

论我国专利代理制度的完善

专利代理制度为专利代理事业和专利事业发展提供着重要的制度支撑与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利代理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必须立足国情,从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大胆吸收借鉴国外成功立法经验,尊重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内容科学合理、形式完备统一为目标,完善现行专利代理制度。     

对协议禁止在专利池之外单独许可专利是否构成专利权滥用的思考——ITC飞利浦光盘案评析

飞利浦光盘案一波三折,从2003年ITC认定飞利浦捆绑6个非必要专利的一揽子许可构成专利滥用,到2009年CAFC专案庭要求ITC查明飞利浦和索尼是否协议禁止在池外单独许可Ladagec专利,再到2010年8月CAFC的全体法官庭审判决飞利浦和索尼的协议不构成专利滥用,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通过回顾该案的历程、争议和裁判,可以看出美国专利保护力度的加强以及专利滥用原则的进一步萎缩,这对分析我国专利法与反垄断法在规制专利许可行为上的关系不无裨益。     

评美国Uniloc USA案中重要规则法适用的转变

专利许可费计算的重要规则法实质是在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分配预期利润的方法.美国专利损害赔偿判例Uniloc USA案中首次限制曾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重要规则法的适用,认为重要规则法不满足计算合理许可费的精确性,同时不满足美国联邦证据的规则要求.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战略研究——以智能语音产业为例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经济运行中极具战略意义和未来指向性的产业,构建有效的产业发展模式对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应重点发展某些世界领先技术的产业领域,牢牢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以专利战略占据并稳固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智能语音产业隶属于信息产业,以安徽合肥的科大讯飞等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领先优势的领域,因此研究智能语音产业的专利战略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药品专利不侵权诉讼受理问题研究——质疑法释【2009】21号第18条

在实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探讨修改专利法或其司法解释,明确药品专利不侵权诉讼案件的受理条件。基于专利法基本理论,运用案例分析、法条分析、经济分析及国内外法律制度比较分析等论证方法,剖析我国专利不侵权诉讼制度。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实际水平,适当拓宽药品专利不侵权诉讼的受理范围,提高药品的可及性。     

谷歌的专利垫脚石 评Google收购Nortel（北电网络）专利

事实 Google在2011年4月4日宣布9亿美元竞购Nortel的6000件专利。两年之前,Nortel（北电）向美国和加拿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6000多件专利涉及电信无线网络、4G、网络搜索、视频音频、半导体以及人际网络等技术,其中包括被加拿大称为＂国之瑰宝＂的LTE专利,这些专利也被中国的中兴通讯所关注。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

1.2010年12月2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60号公布2.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规范专利行政执法行为,保护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第二条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开展专利行政执法,即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中国知识产权研讨会(上海)2011”即将举办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促进国际知识产权界的交流与合作,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ACPAA)和国际知识产权律师联合会中国分会(FICPICHINA)定于2011年6月24日-25日在上海联合举办中国知识产权研讨会(上海)2011。此次会议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商标局、国际     

研究工具专利的前景探析——兼评专利权实验例外制度

在药品开发的过程中常使用到研究工具发明,对于是否应该给予其专利法保护,各方见解不一。当研究工具发明的发明人寻求专利保护并获得授权以后,其专利权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实验例外制度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新增类似美国Bolar例外①的实验例外规定,目前该规定的适用仍然模糊。对现阶段以仿制药发展为主的我国而言,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创建合理的法律适用机制,是实现研究工具专利权人、仿制药厂与社会公众三者之间利益平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