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我国技术侦查正当程序的反思与重构——兼评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

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技术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面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和国家安全状况以及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然而,我国的技术侦查法律规范在程序正当性上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完善,以实现技术侦查措施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平衡。     

刍议我国单位犯罪的刑罚重构

自1997年《刑法》以总则加分则的方式全面规定单位犯罪以来,十七年过去,《刑法》的历次修改未再次涉及,这使得单位犯罪体系粗糙的刑罚配置与疏漏颇多的刑罚适用问题得不到改善与解决。面对当前单位犯罪刑罚规定中处罚原则不合理、刑罚种类单一、处罚规定粗糙混乱等诸多问题,一条从单位犯罪主体重设出发,到刑罚独立体系构建,再到罚金刑具体细节调整的重构之路应被提倡。     

民事发回重审制度的检讨与重构

现行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变形和扭曲,有违该制度设立初衷。两大法系国家对发回重审的制度规定可以借鉴来重新定位我国的发回重审制度,文章从废除因事实、证据原因导致的发回重审,明确程序性发回事由,严格发回重审案件审限,改革发回重审裁判文书等入手,提出完善民事发回重审制度的方法。     

行政法背景下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再评价

公众参与机制是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内容。就理论层面而言,该制度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与共和、自由、审慎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就实践层面而言,该制度也存在着参与不足与参与过度的问题。国外公共参与制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重构公共参与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侦查阶段证明标准的重构

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相对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而且,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机关是人民法院,因而应当立足于司法实践的要求与证明任务完成的需要,对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重新设置。设置的内容包括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     

中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政策之审视与重构——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的考察

在当今风险社会背景下,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的价值目标应定位于在维护人权的基础上控制经济风险,维护经济安全。中国目前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存在单极化的一系列风险,应重构为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经济安全的犯罪,保障市场经济自由的复合型刑事立法政策。     

查办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难点探析及我国查办机制的重构

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存在发现难、查处难、判决难等方面问题，制约了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和效果。因此应通过成立专门机构、整合侦查资源、树立精确理念及赋予特别侦查权等方式，重构我国的查办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