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剖析*

西欧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主要特征是反宪政和反民主,极右翼政党所强调的反移 民、反对多元文化、反对欧盟和全球化,以及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恰好与西欧民众的恐惧担忧的 心理相契合。只有理解了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才能理解当前极右翼思潮在西欧蔓延、极右 翼政党在政坛崛起,整个欧洲政坛向右倾斜的深层原因     

宪政与社会主义

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就要明确“三个前提”(一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行了;二是承认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是多元的,谁也不能垄断;三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社会主义)、“一个核心”(一个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和“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应该体现宪政主义。     

西方国家移民的政治效应——一项基于演绎方法的分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转向了更加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但这种转向带来了某些出乎意料的政治后果。这种移民政策的转向跟西方发达国家主流认知的改变有关,而他们的主流认知又基于跟移民问题有关的三个理论预设——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明同化论和政治秩序制度论。但问题是,这三个理论预设跟西方社会移民问题的真实情境有着较大的偏差。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呢？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可以由一个包括移民率、同化率、移民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主导族裔出生率与移民群体出生率等关键参数在内的函数模型来衡量。由这一函数模型可以推导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要降低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可能的政策选择包括降低移民率、提高同化率、控制异质性程度高的移民群体数量、鼓励主导族裔的出生率以及改变客观上鼓励少数族裔高出生率的做法。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     

后疫情时代的金砖国家合作：机遇与挑战

在新冠疫情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背景下,研究新兴经济体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恰逢此时,以“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为主题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在中国举行。金砖国家成员国携起手来就全球发展问题开展合作,本文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考察。金砖国家的合作实践是建立在一种横向关系基础之上,反对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施舍,维护伙伴国的平等、尊严和自主权。以需求为导向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金砖国家虽然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但仍为全球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证明,一种具有替代性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兴起,可与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媲美。然而,金砖国家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成功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一是金砖国家成员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偏好不同,二是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三是缺乏集体的世界秩序愿景。     

生存意愿、主导国态度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国际难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为例

在国际制度研究中,组织一旦建立就保持相对较高的制度惯性是学界的传统认识。组织的功能及改革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但数据统计显示,国际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死亡率,该现象并未引发关注,也超出了传统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在大国“退群”现象频发、多边主义重要性受到质疑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国际组织兴衰存亡的诸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国际难民组织(IRO)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不同生命历程,发现国际组织的生存意愿作为内驱力是决定组织命运的主要变量,主导国态度作为外部力量则是影响国际组织生存质量和解体速度的次要变量。大国退出通常导致组织出现财政危机和影响力下降,但组织存亡的命运和全球治理成效最终取决于组织的维生意愿及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其实也对近年来美国“退群”和英国“脱欧”等引发的“多边主义危机”做出了回应,更为中国推动国际组织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启示。     

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