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迪特与论辩式民主:后自由主义时代的民主趋势

在充分解构伯林式的消极-积极自由观的基础上,佩迪特提出了区别于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三种自由。为确保这种无支配自由的最终实现,佩迪特主张以论辩式民主弥补自由民主的缺陷,从而为新共和主义提供更佳的制度保障。论辩式民主并非在法治和分权间简单取舍,而是强调协商、包容和回应。这种新型民主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也为更好地解决自由与民主的张力问题进而重释当代民主的新内涵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     

马克思自然观再审视

在前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的自然现是黑格尔理念论自然观。随着马克思转向走进唯物主义,他在自然观上也跃迁到了人化自然观。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自我意识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自然观,而当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本质上也是人自身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创建历程的真实再现——读《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

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理所当然要从党的创建起步。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诞生的?党的建立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邵维正教授主编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一书,清晰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该书的特点,择其要者:     

试论廉政建设中的非正式制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按程序办事的规程和行为准则．也是一种稳定、受重视和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制度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容易理解,在具体形态上一般是成文的。对照党的廉政建设工作实践．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与正式廉政制度对应．     

“东方经验”的奥秘在哪里

改革开放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多种矛盾和纠纷。调解是我国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方法,被国际社会称为＂东方经验＂。那么＂东方经验＂的奥秘在哪里？湖北省天门工业园（多祥镇,以下简称为园区）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中,找到了精彩答案。纠纷,就是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交叉在一起,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民事关。许多纠纷,只需基层组织出面劝解,甲乙双方都可以握手言和。但是有的纠纷越吵越凶,越闹越大,基层干部调解相当困难。一、     

新思潮激荡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竞相斗胜.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其中,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战.     

陈独秀与尹宽的历史交往

作为中共党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独秀与尹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传奇交往: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期,尹宽与陈独秀亲密合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更是堪称生死与共,两人结下深厚情谊;待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尹宽也因“左”倾盲动主义被调离安徽省临委书记职位,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稍后尹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亦在其劝说下投向托氏怀抱,两人又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双双开除出党,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幕.     

文化,还是结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两种范式比较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史上,二战前后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阿尔都塞学派与八九十年代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可以说分别代表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三种类型、三个阶段。法兰克福学派极力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试图克服异化意识,恢复人的主体性。而阿尔都塞学派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创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则借用语言学结构主义方法,凸现社会结构,特别强调把个人召唤为主体的恰恰是意识形态的结构。将二者进行比较,从学理的角度来讲,具有重大的价值。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我国税收立法——基于我国20个税种的初步分析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发端于英国,主要被用于限制税收中行政权的独断专行,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后来逐步为各国宪法确认为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主要包括课税要件法定主义原则、课税要件明确性原则和课税要件合法性原则,在我国是有宪法依据的。税收立法经济中心主义可以用来解释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为何难以实现。明确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宪法依据,废止不合理的授权立法,加强对授权立法的规范,制定统一的《税法通则》,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我国实现的可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