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方逻辑学的传入与发展

西方逻辑学的传入大概开始于明清,其传播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和教徒进行的翻译工作;二是国人译介欧美著作,其中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李之藻的《名理探》、严复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与王国维的《辨学》贡献最为突出;三是国人译介日文著作及编写逻辑著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列强传播科学文化是为了侵占中国的领土和中国人的思想;国人传播逻辑学是为了发展科学、富国强民;西方逻辑学的传播速度慢主要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西方逻辑学本身和翻译上的原因造成的;无论如何,西方逻辑学的传入对中国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严复悖论”的历史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严复悖论"的实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的"两难"写照:历史规律的需求与现实国情缺乏实现这一需求条件之间的"悖论".它给我们带来的根本启示是:解决这一"悖论"的质底不在于现代化学理的"启蒙",而在于脚踏实地的现代化实践.这包括三个具体的历史启示:其一,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作为"国性"的传统文化,只有将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的中介,才能现实地展开现代化实践.其二,引入外来的现代化思想必须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能胜任这一历史任务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其三,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社会存在的"现代化",在中国的现实中,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之具有实质性的进展.     

严复的另面人生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思想的贡献,其实在严复思想文化巨人光环的背后,却是另一番人生。     

郭嵩焘与严复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本文从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中西文化比较的内容以及学习西方文化的方法与模式等方面比较了郭嵩焘与严复的中西文化观,认为二者的文化观既有相似之处,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相比较而言,郭嵩焘侧重于以传统文化为基点,来融会、贯通西方文化;而严复则侧重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统,来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构新的文化系统。     

严复对教育革新的倡导及其实践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为了寻求国家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他努力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主张“智、力、德”三者兼备的人才观,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精辟见解,描绘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科学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历史精神与宪法:严复《政治讲义》论析

在严复的著译作品中,1906年出版的《政治讲义》是惟一一部专门阐述"政治科学"的著作,这使该文本在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严复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阐释政治学说,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本文尝试从宪政史的角度对严复君主立宪思想的背景与特质进行分析,重点考察严复那一代知识人思考政治法律问题的方法。同时,对严复在《政治讲义》中提出的量化的自由观、有责任的政府观、地方自治论等进行阐释。     

严复的国民素质思想观

在中国近代史上,探讨国民素质问题,严复并非第一人。比严复稍早一些的思想家冯桂芬、钟天纬等都一定程度上涉及了民族性格问题,与严复同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主要从政治角度展开对国民性的探讨。但是可以说,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较早、较深刻、全面探讨国民素质问题的思想家。严复从国民素质的基础地位和作用、现代理想国民模式及提高国民素质的途径等方面都有展开论述并有精辟见解。系统总结和分析严复探讨国民素质问题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倡导教育改革,探寻提高国民素质途径,实施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严复的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之一。处于国弱民穷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为探求中国富强之路,对传统义利观的偏弊进行深刻反思。严复借用西方科学知识和道德观念对传统义利观进行改铸,提出了"两相为利"、"义利合"的思想。严复倡导的"开明自营"指引了义利观新转向,严复义利观的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蒙意义及当代价值。     

晚清司法发展分析--以严复的司法理论为分析对象

严复的司法理论为分析晚清司法发展提供了一条有利的线索,他的理论一方面具有分析上所要求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另一方面具有分析上所要求的连续性。他的宪政理论中对专制政体的批判,对权力分立理论的论述为晚清的司法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他对司法独立、刑讯制度以及司法中立问题的关注和论述丰富了晚清时期司法理论。而他以民权为基础所构建的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宪政理念则深刻影响了晚清时期司法发展的走向。     

康有为和严复宪政思想比较研究

康有为从文明有机体的视角把宪法看作社会组织系统的一部分,他为中国设计的"宪政之路"是立足本土,走向具有超越西方色彩的普世主义宪政;严复则是从自由主义的理念出发理解宪法,追求一种"自东向西""走向自由"的民主宪政。严复所代表的政治"西化"倾向长期主导着近代中国的宪政实践,由此而生产出来的"宪法"因无公众力量和信仰体系的支撑,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当权势力勾画政治蓝图的"设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