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回应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互动路径

现代社会充斥着风险,政府出于履行自身职能的义务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必须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将公众风险感知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有效的政府回应能够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与此相应的是,公众风险感知能够推动政府回应效能的提升。为促进政府回应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互动,公众应积极反映诉求,推动政府回应效能的提升;政府应及时提供正确、完整的风险信息和风险应对知识,提升回应的时效性,维护自身良好的回应形象,从而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水平。     

论透明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透明政府的建立已成为一种趋势,透明政府的建设已越来越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但现实中公众参与却存在政务信息前提缺乏、政府官员对其关注不足、公众参与制度保障缺乏、公众参与透明政府建设的意识淡薄等问题,为使公众能够真正参与政府决策和公共管理的全过程,提出了扩大公众知情权、树立政府重视公众参与的行政观念、建立和健全透明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加强培育透明政府建设进程中公众的参与意识等对策。     

编后

在第3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本期专论刊发了多篇有关美国贸易政策问题的文章。倪世雄、李淑俊的文章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作者认为美国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公众与国会之间的利益互动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的博弈最终导致美国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屠新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两党政治与贸易政策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     

个人极端暴力成因解释的理论分异与视角拓展

近年来我国个人极端暴力高发、频发,现有的解释框架大多停留在经验的简单总结,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成果存在缺口,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需求。个人极端暴力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当前存在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动员和社会实践四个理论视角的分异。社会过程强调分析视角的过程性以及结构——个体的二元互构关系,从动态学意义上寻找个人极端暴力的因果解释,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路径。     

公安交警类微信公众号传播力分析与提升策略

以清博大数据平台和新榜数据平台提供的数据为基础,在31个省级公安交警公众号(不含港澳台地区)中,根据WCI指数排名选取指数较高的4个微信公众号作为代表,并对微信公众号进行分析。从推送频率、特色专栏、媒体矩阵等方面总结公安交警类微信公众号的成功运营策略,分析出这类公众号存在互动不足、表现形式单一、缺乏专业化管理等问题,进而提出加强互动、完善运营、打造品牌、多元化宣传等传播力提升策略。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准入规范路径研究

个人破产准入规范,是个人破产程序开始的前提,也是个人破产制度运行的基础,在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权益的同时,还是法院对个人破产申请的筛选标准。当下,自然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个人破产相较于企业破产,有相似也有不同,因此,需要结合当前个人破产中存在的破产原因确认不当以及配套制度缺乏的问题,探索个人破产准入规范路径,厘清个人破产的原因,完善债权人申请破产的条件,以真正实现个人破产制度的效用。     

“以借养借”型非法集资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以借养借”型非法集资犯罪出现增多的趋势,如何认定“以借养借”型非法集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是判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关键。实践中部分裁判倾向于关注具体钱款去向和用途比例等方面来认定其中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但往往忽略了“以借养借”行为的本质特征。只有从法教义学出发,基于“排除意思”为核心考虑“非法占有目的 ”,才能真正把握非法集资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 ”的本质,也才能准确辨析“以借养借”型非法集资行为的犯罪性质。     

个人破产制度中免责制度的思考与完善

随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完结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件,个人破产制度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作为保护“诚实而不幸”之人的个人破产制度,其免责制度与中国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传统思想产生冲突,因此个人破产制度中免责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本文以日本、英国个人破产制度为参考,结合了中国国情,对我国破产制度中的免责制度进行了分析和建议,以期为该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和谐社会的民法文化诠释

对于和谐社会的解释应该是全方位的,其中社会利益均衡是其追求的目标,社会正义是其构建的基本标准,法治社会则是其实现的重要途径.法律与和谐社会是相客而不冲突的,而民法与和谐社会最具亲和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借助于民法的力量,对人们的各种民事权利进行保障.     

领袖心理、公众情绪和敌意的社会习得-李登辉现象的挫折攻击理论分析

90年代是台湾政治发展的特殊时期.以本省人为主体的、以历史创伤为集体记忆的公众情绪过去长期受压,至此迅速释放.其破坏性能量成为李登辉等政治人物抗拒统一的凭借.他们通过各种政治机制激化公众情绪,并将之导向反对统一.领袖人物偏激的政治主张使民众的期望值和机会感产生错位.这种期望种植在受迫害型的敏感心理之上,脆弱难以承受挫折.当李登辉以其分裂行径向和平统一方针挑战时,大陆方面的制止将造成台湾努力的失败.然而政治人物则透过政治表演和媒体渲染让民众承受失败的挫折.处于挫折感中的民众对政治人物的支持将更加情绪化,其对大陆的敌意和排斥力也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