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层党支部落实组织生活制度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近期,我们采取座谈了解、问卷调查、查看记录、个别谈心等形式,对所属25个基层党支部落实七项组织生活制度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总的感到,随着近年来部队党支部建设力度的加大,基层党支部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势头,战斗堡垒作用发挥明显,但也有少数基层党支部在落实组织生活制度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推行监管机制改革 全面履行工商职能

扬州市江都工商局的监管机制改革始于 1997年下半年。当时 ,有两件事对我们局触动很大 :一是在组织对无照经营的集中清理中 ,发现全市无照经营竟达 2 6 0 0多户 ,显然平时监管没有到位 ;二是个别所的协管员集定费、收费权于一身 ,结果发生收费不给票等违纪行为。党组一班人迫切感到工商所监管机制改革势在必行。为此 ,我们以监管职能到位为目标 ,以突出区域巡查为重点 ,探索、创新了工商所实行“分组划块 ,责任到人 ,回访到厂 ,执法到店 ,巡查到村 (街 ) ,综合监管”的运作模式 ,有效地提高了基层执法水平 ,强化了监管力度 ,促进了行风的根…     

个别预防论的四大立论

社会责任论、社会防卫论、人身危险论与保安处分论是个别预防论的四大基本立论。社会责任论构成刑罚的基础 ,它以犯罪必然论与犯罪非自由意志论为前提 ,其实质在于否定道义责任论 ,主张存在决定论 ;社会防卫论是对刑罚的渊源的解说 ,它主张社会生存的需要是刑罚权的根据 ;人身危险性是刑罚的重心 ,其决定着刑罚的运用的正当性 ;保安处分是刑罚的补充与扩张 ,与刑罚共同服务于社会防卫的目的。     

接地气 办实事 连民心

<正>入户走访、公开手机号码、开展谈心交心、与群众不低于3天同吃同住同劳动、问卷调查、座谈交流……2014年4月起,镇平县人大常委会组织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活动,走基层、察民情、访民意、集民智、解难题,用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拉近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树立了人大良好形象。在走基层中拉近距离。此次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活动关键在"走"字,重心在基层一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凡斌深入联系点晁陂镇开展走访调研;常委会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按照各自联系点安排,走村串户,弯下身子,放下架子,真正与基层群众零距离、敞开心扉交心谈心、以心换心,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活动取得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新形势下做好查办案件工作的探讨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这为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和查办案件工作也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考验。纪检监察和查办案件工作要实现创新、发挥作用,必须正视现实,直面挑战,加强对关键岗位人员廉政教育和监督管理,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1年12月25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补选安徽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代省长李斌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补选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臧世凯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1年11月30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补选广东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代省长朱小丹为第十一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2年1月5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补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峰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2年1月13日,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补选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存根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2年1月9日,云南...     

古代中国判词之“引经据典”探析

古代中国司法官在很多案件判决中经常不直接援引法律条文,而是以＂引经据典＂书写判词后作出判决。这彰显出古代中国判词之＂引经据典＂的诸多特殊功用。具体言之,＂引经据典＂是一种古代中国的衡平司法,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化司法形式主义,也是一种司法权力正当化策略,更是古代中国的法律解释方法之一。而这一切特殊功用的形成要归结于古代中国儒士共同体、行政官与司法官的三位一体制度。     

个别预防与矫正关系辨析——兼论职务犯矫正目标的设定

我国刑法学关于个别预防的理论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这与个别预防概念界定的不科学有关.使用“矫正”一词来替代“改造”更符合逻辑,便于将“社区矫正”和“监禁矫正”统一起来.个别预防与矫正在哲学依据、适用对象、基本目标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但两者也存在一些差别.职务犯矫正目标的设定应适当高于普通罪犯.     

中国古代衡平司法技术

关于法律方法的探讨我们已持续了一个阶段。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建构一个法律方法论体系。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理论属性。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法律方法论是一种关于法学的“形而下”研究,但理论本身的抽象、概括性又使我们走向了(与法哲学比较)另一个层面的理论探索。按我们原初的设想,关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探索,上可着天(与法哲学、伦理学相联),下可着地(与司法实践相关),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感觉到关于法律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实际上仍然是沿着传统的法理学或法哲学的思路走的,只是研究的问题似乎聚焦到了司法过程。研究成果的叙说方式没有根本的改变———走的依然是抽象性的普适化路径。我们不是说这种研究没有意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关于理论体系的探讨是某一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但如果我们的研究仅注意理论的完善就可能脱离法学的实用性品格。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法学的技术含量、经验品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我们知道,法治的哲学本质实际上是在经验范围内解决问题,用法律方式寻求社会秩序。然而人类的经验在理论研究中又表现为理性,表现为制度化、条文化和程序性的法律。这些抽象的法律与制度使我们能迅速地掌握被称为法律(形式化)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法律的形式性,就可能失去对法律“内容”的掌握。法律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整体,它也具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只注意抽象的理论体系可能会掩盖丰富的内容。为进一步使法学走向“形而下”,我想我们的研究姿态除了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外,在研究的内容上,我们还必须把体现个案经验与个性的法律智慧纳入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与《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在原来探讨“法治与法律方法”的基础上,又共同组织了“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笔谈会,欢迎法律学人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