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是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情况下,中国人反对外来文明侵略、寻求自身文明出路的一种主张。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理论也存在本质上的缺陷,具体体现在“体用”关系中存在局限以及在文化构成中层次较低。正确认识“中体西用”论的不足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中体西用”:何以纠结,何以沉重?——明治日本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同选择的审思

当明治维新已取得一定成果的节点上,福泽谕吉抛出的"脱亚入欧"口号,实际上只是一个具有很大动员力和诱惑力的噱头,说明日本民族已经尝到了现代化的甜头,变得更加自信,走西洋式发展道路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于是才敢公开表态与中国,与亚洲一切守旧、腐败的势力决裂。脱亚论、西化论在晚清中国却行不通,"中体西用"的主张尽管流行甚广,但此路艰难并且不通。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指导思想,最终被验证是失败的。当年主张和鼓吹"中体西用"的人多是朝廷重臣或要员,属于极权统治的既得利益阶层,但他们没有真正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当时作为纯粹学者和先进知识分子代表的严复则竭力主张中国对西学应该持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与西方主动接轨。"中体西用"口号本身已经把现代文明降低到一种使用工具的地位。"中体"概念的嬗变、演绎过程昭示着现代化运动在晚清中国的乖舛命运。     

近代湘学对“夷夏之防”和“中体西用”的突破

19世纪中叶,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发动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洋务派和顽固派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论战,顽固派的指导思想是"夷夏之防",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以郭嵩焘、曾纪泽为代表的湘学人物,坚持湘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突破了这两大指导思想,开维新变法之先声,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国人物的新与旧——李宗仁、陈济棠与胡宗南

趋新是现代中国的主要标志。“日新月异”固是夸张,但家事、国家、天下事,确实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从晚清到当代,观念更新因被赋予了正面价值而成为一种责任和压力,以至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但与时俱进只是一个方面、一种类型,也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从“中体西用”开始的种种保守之论,     

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历程——兼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人开始正视并选择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种选择由被动而主动 ,由选择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到选择其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呈递进态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看清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端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代 ,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引入便成为逻辑的必然。     

道教文化及其现代意义——一种新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构想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科技为主导的经济世界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一方面是现代化的深入,另一方面是包括精神在内的宇宙秩序的紊乱。特别是中国,除受此二难之外还受到来自西方的经济、文化霸权的威胁。为此,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建立一种"中体西用"的文化结构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有力保障。"中体"之中,道家文化的自然主义和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契合了时代的精神呼唤,也是中国文化的根底和渊源。     

论晚清时期“中体西用”思潮的嬗变

近世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一直处于活跃状态。鸦片战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形成了“制夷——悉夷——师夷”的思路。冯桂芬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提出“善”的标准,成为洋务时期“中体西用”思潮的蓝本。甲午战后,在尊崇“中体西用”的表象下,这一思潮经过演化,导致“体”的内容逐步“剥落”,“用”的内容不断变化与发展。随着中国新兴资产阶级阶层的勃兴,以及其所倡导的激进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出现,“中体西用”论遂演化为“国粹主义”思潮。唯物史观,辨证方法的大量引入是对“中体”的致命一击,“西用”思潮继续经历深刻嬗变。     

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命题之困境剖析

严复提出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内含三个困境:终极目标上的全盘西化论、批判逻辑上的文明不可借鉴论和实现路径上的教育救国论。该命题不仅与"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相矛盾,而且没能真正切中"中体西用"的要害,其原因在于严复的体用观有着其内在的缺陷。     

简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

本文从社会背景、目的、实践与对维新运动的影响、理论等五方面对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论"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中体西用论"一定程度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