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建交45年来的合作成果

在2006年4月25日中国和老挝建交45周年之际,老挝老中合作委员会公布了老中建交45年来的合作成果。老挝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505公里的共同边界。两国人民自古以来有着传统的友谊,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年代,老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互相支持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生活在     

小村官大腐败

在中国的干部体系里,村干部原本算不上一级官,但他们手中又实实在在地握有一定的资源。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村干部极有可能将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占为己有,使之成为他们权力寻租的基础。目前我国农村现有乡镇3.9万多个,村民委员会20多万个,村官队伍多达100多万人。他们和9亿农民朝夕相处,既肩负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使命,又承担着组织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因此,村官腐败问题不应被忽视,而应当引起各级党政组织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村官腐败甚嚣尘上去年以来,媒体相继报道了一些“村官”腐败犯…     

对社区自治与居委会角色转变的几点思考

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呼唤现代化新型社区建设;新型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实现社区自治;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从体制上转变现行居民委员会的角色;居民会议和居民代表会议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应该成为社区自治的基本模式。     

对司法鉴定机构设置与管理的再认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颁布,解决了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问题,即司法鉴定机构由国家行政机关统一管理。本文阐述了司法鉴定机构由国家行政机关统一管理的必要性,并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与管理进行了再认识。     

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发展改革--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推进法制建设工作巡礼

近几年来,我委按照省委依法治省五年规划的要求,紧紧围绕立法、执法、普法三大环节,大力推进法制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和依法涸控的能力,保障并促进了各项发展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春风春雨总关情——记中国性学会性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汪桂范大夫

齐耳的短发,沉稳的眼神,简洁而明快的套装,一看便知是位精干的职业女性。然而她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知识女性。她的勇气与魄力,她的医术与爱心,都在诉说着她不平凡的追求。她,就是中国性学会性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特色医疗专家汪桂范大夫。     

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之合理性质疑

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长期以来处于虚置状态,但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这项制度成为各地法院的重要改革举措。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违背了审判委员会应有的逻辑发展思路,违反了秘密评议原则,破坏了控辩平衡,有悖于程序公正,也不符合监督的基本法理,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难题,并导致弊端丛生,其合理性和实践效果均值得质疑。     

张太雷首次赴俄身份再辨疑——与张劲教授商榷

1921年6月至7月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这很容易让人认为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但已有研究成果,包括张劲教授文章所引证之材料,大多带有演绎的成分,尚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切史料。相反,却有不少材料能够反证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且有的材料史料价值极高。实际上,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共早期组织并不是一回事,却与维经斯基等俄共（布）党员在华组织的革命委员会高度契合。张太雷极有可能是柏烈伟领导的天津或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并加入俄共（布）,后经柏烈伟介绍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被远东书记处委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由于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严格来说他当然不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又由于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且青年团是党的一个事业机构,自然属于中共早期组织体系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者宽泛地说,张太雷是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资格的。     

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在国家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明显有别于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共同构成广义的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两法衔接适用机制的组成部分。既有的一些研究主张忽视了监察规范的特殊性。此类特殊性包括认罪认罚行为符合主动性要求、集体研究与上级批准相结合的权力规束、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强拘束力等。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呈扩大之势,但也出现了有待解决的难题。对此,应当从以下方面采取应对策略：第一,形成服务于两法衔接需要的共识性理念,而非简单地将刑事诉讼规则照搬至监察活动领域;第二,设置与监察权力运行相应的认罪认罚构成标准,并凸显“主动性”要素的法律评价地位;第三,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专门明确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第四,尊重当前法律规则确定的制度安排,参照既有的发展较规范的公职律师制度,探索符合监察工作实际需要的特定的值班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