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与司法规制机制

在刑法现代学派理念浸淫下,德国立法机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创立与发展了独立的青少年构罪制度体系。基于该体系视角,青少年犯罪被视为由教育缺陷引发的社会现象,因此"教育优先于刑罚"成为青少年构罪标准的主旨。在制度构成层面,行为构成要件、过错性标准、有责性标准组成德国青少年构罪标准三大支柱。德国法学界与实务界借鉴青少年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研究成果,细化与解析了三大支柱的内容。在青少年构罪标准厘定罪与非罪界限的前提下,构罪司法规制机制为规制青少年犯罪行为明晰规定了独特司法机关与多元应对方式,从而为矫正与预防青少年犯罪行为提供程序性保障。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安防控”专题研讨会纪要(下篇)

<正>专题二:社会治安防控主持人:翟英范(时间:2014年12月17—18日)皮艺军:讲规范注释的刑法学家可能更多地倾向于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更倾向于教条主义,而不注重事实;更倾向于"应当怎样",而不是"实际怎样"。他们认为法条在先,罪名在先,事实反而在后,强调这种先验的对应关系。在这个绝对主义思维模式之下,立法、司法、执法、维稳方面都存在绝对主义。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宏观的绝对     

聚众斗殴转化犯司法认定实证探析

聚众斗殴犯罪案件是普通刑事案件的主要类型之一,如何提高此类案件的办案质量,实现对聚众斗殴犯罪的有效惩治,是司法实务部门追求的目标之一。由于聚众斗殴犯罪案件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聚众斗殴转化犯规定认识理解不一,在案件处理中如何理解聚众斗殴的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情节以及刑事责任等问题,给司法实务人员带来极大困扰。为此,多地司法机关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文件,但在解决现有     

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特点及中国应对

东北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地区,东北亚海域是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战略通道,也是中国与美日等国交往的地缘政治互动的前沿空间,中美日地缘政治空间的折冲汇聚在此。而冷战遗留未决问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走向前景问题、中日战略抗衡问题凝聚了具有"火药桶"意蕴的"朝核问题"、"钓鱼岛问题",使得2014年东北亚政治与安全形势仍将运行在安全困境"无解"的时空。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东北亚地缘政治困境     

退休8年也难逃法网

<正>近日,退休8年的原铁道部运输指挥中心装备部货车处正处级调研员张某因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贿罪被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半。相关材料显示,2013年7月,已退休的张某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羁押,后被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贿罪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查明,张某家庭财产总值人民币达1500余万元,扣除他受贿的20万元、借款100多万元和正     

醉酒驾驶犯罪调研报告

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对新增的醉酒驾驶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争议。笔者对河南省新密市自2011年5月1日来办理的71起醉酒驾驶刑事案件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分析,揭示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在实践中认定的情况和存在问题,以期对醉酒驾驶行     

“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

中国成功彰显制度优势。我国是个多民族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需要保持稳定、步调一致和高效运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体制，有其他制度不可比拟的宏观调控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及政府执行的高效率，适合我国国情，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就彰显了这一制度优势。     

被动收受贿赂犯罪的既、未遂认定

[案情]在广播电台工作的王某为使自己的侄子可以进入该广播电台工作,用自己身份证办理了中国建设银行定活两便储蓄存单两张(各存有3万元人民币),并将其送给广播电台台长卢某。卢某表示愿意帮忙并将存单及储蓄卡据为己有。后王某感觉卢某并不能办成此事,     

中主抑或圣人——以人格与位格为中心维度的韩非君主理论

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方式是政法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以君主统治样态存在的政制关系中,作为权力系统的承载者与运作者的君主,是不同政法维度的关系的连接者.本文以韩非的君主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为切入点,围绕君主得以集权独断的理论基础,分析韩非以君主独治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中各种规范的具体应对,从君臣之维、君民之维、君国之维、君法之维及君主的人格与位格之维等不同角度揭示其君主理论的内在对应；法要求君主的公正开明与术要求君主的诡谲莫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两者对于君主的形象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统一只能在于圣人一身,即以反制度的术达成制度化的法,而因君主不受法的约束且高居于法之上,在法与术的运用中,君主不能保证法的公开性与明确性不受术的破坏,法的规则之治屈从于君主的权力权威.经由法术势的结合达到的君主独治状态,基于势而形成的中主之治与运用法术所要求的圣人之治的偏差,不但在君法维度,而且在君主的人格与位格维度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此种冲突使其理论未能在实践中达到其预设的“明主之国”的明主之治,“至治之国”与“至安之世”无从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君国层面上的政权存续问题,韩非在应对封建之天下与大一统之专制这两个面相的国家时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更彰显了其理论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