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脱离理论的引入、评析与整合

对于部分共犯成员停止犯罪的效力问题,我国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通说与犯罪中止理论均未能对其进行妥当的处理.随着共犯脱离理论的引入,我国学界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新的争议.应整合规范的因果关系遮断说与共谋射程理论的优势,基于心理因果性与物理因果性两个要素,借助辅助判断要素对共犯脱离的成立与否进行判断.并依据脱离人是否以积极方式表达脱离意思,在心理因果性与物理因果性之间转移判断侧重点.在对共犯脱离的罪责处理上,应设立独立的刑罚减轻条款以维持刑法的体系性,进而发挥共犯脱离的理论价值.     

“高空抛物”犯罪化:立法正当性审视与规范体系性控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晚近以降,我国刑事立法、修改频繁,凸显积极刑法观,显现一般预防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犯罪化。高空抛物于第一次审议时纳入刑法规制圈,经过征求意见,第二次审议时对高空抛物入刑进行了部分修改,第三次审议时正式获得通过。日前立法已定,而对高空抛物犯罪化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仍须审慎审视。我们需秉持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性原则,恪守刑法保护的底线伦理之念,重视刑事立法的道德诉求,并经受立法正当性审视与刑法体系性控制的双重制约,审视刑事立法正当性问题。严格的法律道德主义可以成为高空抛物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高空抛物入刑具有合理性,保护了底线伦理与民众的安全。在教义学上循着体系性思考的路径,对高空抛物罪的犯罪构成与其他犯罪的比较进行辨析有助于本罪的廓清与认定。在立法正当性审视与规范体系性控制双重制约的追问下能够为本罪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刑法的公众认同与信仰提供了一种可能。     

宋教仁是1908年上海版《间岛问题》的真正作者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1908年上海中国国书公司印行的《间岛问题》一书为易庵所著,因此已出版的三部大型宋教仁文集均未将该书收入其中.但相关史料证实,该书的真正作者并非易庵,而是宋教仁.这一结论对于推进宋教仁《间岛问题》及中日间岛交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国边疆史研究以及回击近年来韩国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刮起的为间岛问题翻案的妖风,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场域理论下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实践困境研究——以Y市为例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核心要素之一,是充满博弈的空间结构,行动者在拥有一定资本数量的情形下,在特定场域中形成有着性情倾向的惯习以供自己选择某种策略应对此种博弈.文章根据场域理论分析少年司法场域与社会工作的竭诚合作,少年司法场域宏大而特定,主流意识以法为主,社会工作以人为主,契合之处也遭遇多种困境.文章以Y市司法社会工作实践为背景研究,分析Y市司法社会工作者在少年司法场域中因法律地位不明确、专业能力不足、各种资源尚缺面临的实践困境.     

浅析边缘刑事责任年龄的相关问题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都有所规定。虽各有不同,但都是根据本国少年儿童成长的实际情况和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所制定。分析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特点,突显的特点就是临界点非常明确,有学者将我国目前的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规定看成是一种“零点决定犯罪的模式”,就是说具体司法实践中以是否达到14周岁那一刻来认定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举例来说就是,即过了14周岁第一天的零点之后,才是年满14周岁。临界点就是14周岁的第一个零点。     

犯罪对象概念的批判性考察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对象概念面临着很多理论困境,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位置及功能产生了错位。在传统理论中,犯罪对象同时作为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和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作用的对象而存在。实际上,这两种功能的承担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分离的。我们应彻底抛弃犯罪对象的概念,以行为对象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来分别承担犯罪对象原有的两种功能。     

中德(日)犯罪成立体系比较分析

我国刑法界目前正在进行"犯罪构成体系重构或者完善"的讨论。"重构说"强调应以德国及日本的犯罪成立体系为参照,对源自前苏联的我国通说性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全面改造,而"完善说"对通说体系的态度则以调适修补为基调。因而,站在解说中国问题的立场对德日体系之利弊得失作出评析,便尽显必要。     

受贿罪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立法,在立法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对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规定的范围过窄,对受贿罪与行贿罪的关系处理不当,过分强调受贿数额对受贿罪法定刑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法在惩治贿赂犯罪方面功能作用的发挥,有必要从立法层面上研究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既是有效地打击贿赂犯罪的需要,也是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的要求。     

中观视野下重新犯罪的罪刑样态与耦合关系

重新犯罪的内在结构与前后罪的外在关联是透析重新犯罪机理并确定防控策略的基础。通过采集全样本数据,运用相关分析、交互分析等研究方法发现:犯罪方面,重新犯罪多为贩卖毒品、盗窃犯罪等贪利性犯罪;主要侵犯私法益;以非暴力、轻微犯罪居多并呈现出“一低三高”等基本特征;刑量方面,轻刑适用率较高;前后罪的耦合性方面,犯罪行为收缩为贩卖毒品与盗窃两大犯罪类型,在初犯、毗邻犯罪以及惯常犯罪中,惯常犯罪的“惯性效应”最为显著;总体而言,“再犯一次”在历次犯罪中受罚最重,而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加,再犯的刑量逐渐走低。据此,治理对象圈定化、从宽处理审慎化、制裁措施多元化以及控制节点前置化是实现重新犯罪控制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