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调查(2)

沱原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秦光汉与市长郁先达是情同手足的同窗好友。郁先达是一名廉洁正直的干部,正是他的鼎力相助,秦光汉才在检察长选推中胜出。但这位廉洁正直的市长却违规操作,斥资30亿巨资引进一个"点石成金"的形象工程,被骗了个血本无归。面对如此巨额损失,郁先达却以"交学费"为理由推托责任。面对同窗好友的渎职犯罪和举报人的热切期待,秦光汉陷入痛苦的抉择……乐极生悲秦光汉连忙接过看起来。信封信纸都     

忆梁洁民老师

从1950年秋到1956年夏,我的整个中学阶段都是在青岛二中度过的。青岛二中的前身是＂青岛市立女子中学＂。青岛市是1949年6月2日解放的。在这之前,青岛的市立中学只有青岛市市立女子中学和青岛市立中学。那时男女分校,市中只招男生,其他有名的中学如礼贤、崇德、圣功、文德等都是私立中学,礼贤、崇德是男校,圣功、文德是女校。...     

本期导读

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山东是唯一以省为基本建制的战略区,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有力配合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等抗日根据地,有力地坚持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异常艰苦残酷的斗争中,山东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百折不回,愈战愈勇,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期特别刊登萧华《英勇抗战的山东军民》,与大家一同回忆齐鲁儿女浴血奋战、奋勇抗争的光辉历程。在抗战硝烟弥漫的战场之外,日本侵略者大肆搜刮金银,疯狂抢夺物资,破坏我国的经济。为了抵制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入侵,     

发挥审判职能严惩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十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有关情况,同时公布十起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以震慑犯罪,在全社会营造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舆论氛围。     

器官移植犯罪的刑法适用及出路

“世纪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为无数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了希望，但这也为器官移植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刑法修正案（八）》采用新增独立罪名和援用其他罪名相结合的方式对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非法摘取活体器官以及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进行了规制，但其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仍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立法、出台司法解释以及建立科学器官捐赠体系等是阻却器官移植犯罪日益猖獗的必由之路。     

关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思考

2012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日益攀升,如何充分发挥社区矫正这一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的作用,使一大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人身危险性程度低、悔罪表现明显的未成年人罪犯得以留在社会上接受监督改造,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摆     

基本需要与犯罪

需要层次论是充分体现了马斯洛对和平的关切,也成为和平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类过去和现在都生活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那么人类就可以保持善的本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符合伦理的、有道德的、正直的本性。"此观点驳斥了关于原罪、人类堕落以及性本恶等理论依据,同时也指出了人类的恶与人类所生活的环境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环境条件的好坏的评判依据可以来自于该环境是否能够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且满足的程度。基本需要与犯罪产生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利于解释具体犯罪产生的原因,以及为治理预防杜绝此类犯罪提供理论依据。     

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预控的实践与路径选择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稳定,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减少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出现,降低新疆地区整体的犯罪率,需要做好相关的预控工作。不同的预控模式对于处理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问题有着良好的应用效果。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犯罪预控的路径需要从青少年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教育、道德与法制的动态平衡等方面入手,为这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双重分化: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楔子战略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需要,美国极力谋求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为此采用了楔子战略,意在对中朝、中韩关系进行双重分化。美国分化中朝关系主要采取"以压促变"的方式,对中朝进行"拉打结合"的区别对待,不断加剧中朝两国内部的矛盾,使得朝鲜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而非战略资产。对于分化中韩关系而言,美国在经济方面采取签署美韩FTA、拉拢韩国加入TPP和阻止韩国加入亚投行等方式的效果有限,而在安全方面的楔子战略相对更加有效,"萨德"入韩便是明显的例证。美国在朝鲜半岛谋求双重分化的楔子战略加剧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复杂性,也使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导致东北亚分化更加严重。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