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东南亚国家发展5G技术的现状与前景

东南亚各国高度重视5G技术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着力推动5G技术在本国落地.新冠疫情虽然让部分国家推进5G速度有所放缓,但各国发展5G技术的意愿更加坚定.东南亚发展5G技术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随着东南亚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诸多大型信息技术公司看好东南亚市场前景,纷纷加大对东南亚的投入.然而,美国执意将5G问题政治化,在东南亚封锁、打压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扭曲生产要素配置,将经济、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强迫东南亚国家减少采购中国企业的5G设备.同时,东盟缺乏在5G领域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政治意愿,不够重视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未能通过务实合作抢抓5G规则的制定权,逐步丧失引领区域5G合作的主动权.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各国在5G设备选用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策略.一些国家继续使用中国公司设备,个别国家转而使用非中国企业设备,部分国家试图淡化地缘政治竞争色彩.未来,东南亚国家会继续游走在中美之间,从传统的"两边不得罪"的政策取向出发制定5G政策.东南亚国家将加强东盟内部在5G问题上的协作,创制数字时代发展新概念,制定相关规则和制度,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引领区域发展.东盟还将以5G合作为契机,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助推中国—东盟合作提质升级.     

中美建交为何 “延后”7年?

台湾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最为关键的问题,要想真正推动中美建交,就不可能回避台湾问题。《上海公报》发布,尼克松成功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人们原以为新中国与美国的正式建交会在短时间内“水到渠成”,然而这一等又是将近7年。究竟是什么拖住了两国建交的脚步?在这段时间里,各方力量又开展了怎样的博弈?“水门”堵住建交之门尼克松访华时曾表示要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实现与新中国的建交。1973年1月,他如愿连任美国总统。     

“印太北约化”:内涵、表征及影响

自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对“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关注日益增强。既往研究往往强调“印太战略”实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效仿北约的政策倾向,并未触及对这一趋向产生的政策根源的深入探讨。理解“印太北约化”,不能脱离美国对外安全观念变迁的宏观背景,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应包含三个方面,即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类比倾向、在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时的“北约化”路径依赖,以及在介入地区事务过程中的“北约化”思维定式。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的内涵、表征与影响,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为未来应对区域秩序动荡和中美关系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提供参考和启示。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特征与成效评估(2009—2022)

美国南海政策受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美国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以来,其南海政策不断发生演变,从奥巴马政府的“双轨政策”到特朗普政府的“武力威慑”再到拜登政府的“一体化威慑”,促使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主要通过军事、外交和法律3种手段,相互结合、综合运用,最大限度地威慑和遏制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通过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实践成效进行评估发现,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引发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南海领土主权争议与海洋秩序争议等多层面的联动反应,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从长期考量看,美国南海政策的实施存在诸多内在局限性。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塑造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与东盟的周边外交关系,不断加强在法理层面的有力回击,从而运筹南海问题,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美关系，想说“伙伴”不容易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这是两国继1997年确立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后,时隔12年后再谈“伙伴”。但双方在北京一团火热,回国仅一周,美国商务部就裁决对中国油井管实施反补贴关税制裁。就目前来看,既互利共生又磨擦竞争的中美两国,想说“伙伴”实在不容易。     

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

1958年炮击金门尽管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但首先是一场军事行动,这项军事计划形成的重要动力和首要目的是维护东南沿海地区的基本安全。它是解放军1954年制定的夺取东南沿海蒋占岛屿之军事计划的一个部分,是1954年春季即逐步展开的军事行动在特殊国内外环境下的继续。这项军事计划从形成、调整到贯彻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当然,毛泽东本人的个性和有关的认知、1958年中国对外政策激进化等其他因素对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     

从冷战敌手到合作竞争关系——中美交往60年评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经历了60年风雨历程,前40年处在冷战时期,后20年进入冷战后时期。冷战时期的中美两国,既有战场上兵戎相见的痛苦回忆,又有共抗苏联扩张危险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记忆。两极格局瓦解后,中美关系却进入一个动荡不定时期,尽管不断发展,但是既合作又竞争的特点始终未变,实际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务实的成熟大国关系。要建立持续稳定的双边关系,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基础,就不可避免会遭遇波折与挑战     

战略焦虑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政策变化CSSCI

自2013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尽管有过一些好转,但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和负面的。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日趋负面,不仅认为该倡议具有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企图,还将其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维度。基于这一认识,特朗普政府陆续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舆论和经济举措,并与印太盟友一道试图抹黑、阻挠和干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文章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战略界的认知及美国主流媒体的叙述3个维度全面考察了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并对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应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文章最后对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举措,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