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规则型法”：贡献、反思与追问

寺田浩明对中国传统法进行总结,提出了“非规则型法”的概念。这一概念与西方“规则型法”相对,从法内部视角出发,揭示出中国司法的普遍主义理念,归纳了中国法的整体共性。基于“非规则型法”的类型化指向反观西方,其规则型法的适用也存在不少“非规则型”的要素,可见其概念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从求异和求同两种思维取向下进一步追问,则中国法“重刑轻民”、法律共同体缺失、特定“信念、神话或意识形态”作为法正统性基础的成因,以及西方的疑难案件处理方式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非规则型法”概念固然存在以西方为标准参照、“非此即彼”的两分局限,但仍充分展示了在多元立场下重新认知非西方法律传统的积极努力和探索方向。     

试析公民社会概念内涵的比对与探究

在西方,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虽在不断变化,但把公民视为公民社会的基础要素却始终没有改变。而在中国,学者们则倾向于把中国的公民社会定义为民间组织,这显然是忽视了中国有两千多年臣民社会的历史国情。笔者认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应该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公民因利益需要而结成的联合。它包括三个层级:个体公民、公民组织、非官方公共领域。     

严复教育救国思想新探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于学无所不窥,在近代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深厚的西学功底,使得严复更能洞彻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旗帜鲜明地提出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核心理念的教育救国论。在指出科举取士与传统学术的弊端之后,进而身体力行地通过办报馆、译西书、兴学堂来增广见闻、传播西学、开启民智。严复的教育救国论的特质体现为: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基础的致思理路、冶中西于一炉的教育理念。     

中国最早的博物馆

伴随地理大发现和物种大发现的热潮,博物馆既是科技发达的产物．也是当时的曲线传教的手段。在中西文明碰撞初期,时不时会发生灭教行为。在捣毁教堂、驱逐神甫的情况下,博物活动不失为一种折中的考量。     

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我国未来区域结构变动的新格局

运用区域学的有关理论,认为我国历史区域结构的运演经过了横向轴线的三点一线、经三角形区域结构、转换为纵向轴线的三点一线;和传统区域结构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新的动力结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双向回环区域结构的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区域结构的变动将经过东中西、南中北和中心--边缘三大动力的相互作用后,最终形成以东部沿海纵向轴线和长江流域横向轴线为主轴的北部、东南部、西部三大区域结构的新格局,并据此提出了战略性发展思路.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途径——基于中西代议制度的比较分析

代议制的核心价值在当今世界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国家的代议制度不可简单摹仿,尽管其他国家的代议制度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它们能否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吸收,则根本上取决于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体,要真正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它的理论比较优势转化为实践比较优势。从中国国情出发,适当借鉴西方议会制为我所用的东西,为坚持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服务,以期使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既能体现中国特色又不失代议民主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