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保护令执行主体的立法考量——以公安机关作为民事保护令执行主体是否适格为切入点

作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民事权利保护的有效措施,民事保护令在家庭暴力防治中具有积极作用。民事保护令的执行主体应当以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和司法警察为主,这一方面符合司法资源配置和对行政权力行使制衡的要求,同时也可有效地避免保护令执行程序中以公安机关作为执行主体的机制设计缺陷。     

工作时间的法理重述及规范构造

工作时间具有多义性并对应不同的法律效力.在学理上,工作时间认定存在"实际劳动说"与"指挥命令说",我国大陆地区司法事实上采取了"实际劳动说",将不符合劳动给付要求的值班等时间归入工作与休息之间的第三类时间.而"指挥命令说"在劳动形态 日益灵活多元的趋势下也面临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因此,应引入"劳动解放法理",以"劳动者可依自己之目的充分利用时间"为标准,划定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界,排除第三类时间.判断劳动者是否获得解放之状态,可适用饮酒测试的分析方法,旨在具象化劳动者是否负有保持劳动力之义务.在工作时间定性基础上可进行类型化,根据劳动强度和"业务遂行性"分为正常工作时间与非正常工作时间,前者受劳动基准法上标准工时的强制规范,后者可由劳雇双方协商后报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基准强制与约定审批相结合的路径实现工作时间的规范.     

中国制度生长的基本逻辑

当前,解读中国实践、中国制度,既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大热点,也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活力、有效率,其生长的基本逻辑就在于:从基本理念上看,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变与不变的结合中保持制度活力;从制度资源上看,把扎根中国社会土壤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统一起来,在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结合中保持制度活力;从制度主体上看,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在民主与民生的结合中保持制度活力;从资源配置机制上看,把坚持市场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政府调节作用统一起来,在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中保持制度活力。     

和谐社会构建语境中的社区建设新模式

社区是社会之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当前的社区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从一定意义而言,社区建设是政府服务、经济组织运行、不同阶层居民生活提升的重要方式,为了提升社区建设,应构建多元主体的社区建设新模式,促进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     

例说教材中的“可以证明”如何证明

教材中有些规律的给出只是在一些铺垫的基础上提出"可以证明""实验表明""理论计算表明"等。对于这些"可以证明"的内容,教师必须知其所以然。本文从选修3-1、3-2中选择了四处进行了证明。     

为全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带好头领好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强调,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发达地区在这方面一定要带好头、领好向,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真正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为江苏农业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工作定位,指明了前进方向,完全符合国情省情农情,江苏有条件有责任担当起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勇于探索、率先示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反思——从公共性重构过程中民间法可能贡献切入

民间法研究已有长足进步但仍无法融进主流法学,理论提升不够是重要的原因。既有的研究由于自我限制于法学的规则思维并假定民间法为既定规则,忽略规则与时代间的互动及可建构性,使得研究陷入迷津。要提升研究的理论层次,有必要将其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出的公共性重构勾连起来并作为时空背景,研究要反映与回应时代内在精神与要求。乡规民约在宋朝产生的逻辑对当下研究有很大启发,民间法研究必须要重构关于法治的思考,并以此反观与提升研究的品味与理论层次,促进民间法功能认识的清晰化。     

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隶属关系解答

<正>《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包括党的基层临时组织)或撤销、名称的变更、隶属关系的调整,必须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并按照有关程序办理。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原则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     

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财税视角下地方主体地位再思考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包含财政在内的国家统治方式面临着全方位的重构。在国家权力内敛化和社会价值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下,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多主体、多中心、多途径、立体式的协商与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在实质层面,即权力是否可以空间的理性布局分散化,也成为探索地方治理的路径之一。本文将从国家权力体系着手,以财政为中心对新型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进行分析,重新思考地方的主体地位。在传统模式下,驾驭型的国家权力以垂直统治为核心,而在以权利重塑国家权力的当今社会,水平的、平等的、和平的谈判模式即治理是推进法治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