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权力制约

30年来我国政府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目标确定、路径选择、改革方法等方面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从政治和行政两个层面,我国逐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行政体制.政治上的民主和行政上的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两个基本路径,改革目标是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制约公共权力,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它给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村主任贿选”损害谁人之利？

北京通州一个“大款村民”近日自曝,自己在村主任选举中耗资150多万元贿选,但最终落败。竞选对手同样财大气粗,也靠“巨资拉票”,却如愿当选。对于“以钱换票”,大款声称是为了“权力平衡”。     

反垄断法视域中的行政垄断

伴随着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反垄断法的本质属性也发生了跃迁,与此相适应的是,行政垄断应该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反行政垄断法律关系中,主体组合表现为反行政垄断规制主体和反行政垄断受制主体.行政垄断不能等同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其分为具体的行政垄断行为和抽象的行政垄断行为,以及积极方式的行政垄断与消极方式的行政垄断.它们都应当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畴.行政垄断受制主体的法律责任可分为政府机关和被授权的社会组织的法律责任以及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上述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尚不完善.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刑法的冲突和调适

在西部大开发中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民俗”)与刑法的关系表现为民间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差异,但两者的“差异”不能被绝对片面化为一种“冲突”关系,并从微观权力分析的视角对几个案例进行社会层面的剖析,最后笔者主张应主要采用扩大亲告罪的民族刑事立法模式去解决“民俗”与刑法的冲突问题。     

坚持对上对下的统一 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体会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求我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却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根源在于监督机制、干部管理体制等存在缺陷。要实现对上对下的统一 ,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加快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 ,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中国现代公共行政监督功能的整事与实现

公共行政监督,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它蛤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随着国家的出现,与公共权力一道相伴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权力的每一次职能扩张,同时也会相应地要求对它的控制与监督功能的放大。在西方,监督早就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制衡、相互作用的一种重要机制。其后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一套全方位的纵横了阡陌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在中国,自秦朝中央封建政权的建立,便产生了一套利用行政体制自身对行政执行人员的行为道德和履行职责进行监督的功能,王权统治下对官吏的行政监督,对促进官员的廉政勤政和封建监督体系的建立,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根本利益”上理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把握五点

任华撰文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政党执政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一个政党都是由一些具有相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共同理想的人们为维护或实现本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而自愿组织起来并以掌握和巩固政治权力为目的的政治组织。从这个角度上看,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并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此外,任何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为了巩固执政地位,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之法理分析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既相互区别 ,又紧密联系 ,其区别表现在 :内容、法律要求、行使主体及相互关系、强制性、行为属性及指向对象、行使目的 ,主体享有权利或权力的完整性等方面的不同 ,其相互联系表现在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等四方面 ,它们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     

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初探

本文认为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包括 :公共权力的增殖和失去制约 ;利益导向动力系统的形成和利益分化 ;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面影响 ;信仰动摇和价值观错位     

危险的信号

最近一个时期,台湾新领导人扬言要修改“国统纲领”,在是否出任“国统会主委”一事上出尔反尔,甚而声称“统一不是台湾唯一选项”、“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的这些言论,实质上就是坚持“台独”的分裂主张,是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危险信号。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企图改变两岸最终实现统一这一前景的言行,都只能给两岸关系带来危机。 　　1990年,台湾当局设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依据其“设置要点”由当局领导人任“主任委员”; 1991年又制定了“国家统一纲领’,作为其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国统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