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要件分析

关于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侵权与否,学者有各自不同观点。实践中百度案、雅虎案也反映出法院、原被告各自视角。认为不侵权的理由包括：仅链接、不复制,非实质性侵权用途规则等。本文认为,不复制观点不能成立,非实质性侵权用途规则适用应有前提。搜索引擎服务商的问题关键不是在侵权成立问题,而是复杂在侵权要件确定方面。因为这关系到权利人、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及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平衡问题。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研究

本文指出探明传销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传销的不同类型；分析其构成要件可以厘清传销的本质；《刑法修正案（七）》第4条把“团队计酬”式传销排除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外，仍应按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民事诉权学说探析

在民事诉权诸学说中,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和纠纷解决请求权说由于强调各自的诉权要件,因此克服了抽象诉权说过于笼统、内容空洞的缺陷.但是其必然会导致对诉权本身的审查成为诉讼程序的内容,诉权成为程序内的诉权的结果,从而丧失了解释缘何可以开启诉讼的问题的能力.实际上诉讼要件并不是诉权构成要件,诉权应当是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利.     

交通肇事罪法律适用的疑难问题

酒后驾驶的国家标准虽已经颁布实施，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多种没有或不及时进行酒精检验的状况，故酒精含量的检验不应成为认定交通肇事酒后驾驶的唯一证据，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肇事者饮酒后驾车，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科学的计算方法，如widmark公式，也能够认定肇事者系酒后驾驶。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的问题，在适用时会与刑法理论相矛盾，因而引起了较多的争议。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方面认定，一是不能轻易相信肇事者的辩解，要善于抓住证据中的关键内容发现问题；二是肇事者迷离现场的主观动机应当以严格主义的原则来认定，只要动机中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想法，不论是否还有其他主观故意，都应认定交通肇事逃逸；三是为逃避酒精检测迷离现场的行为，以交通肇事逃逸来认定，更符合主客观一致的原则。     

论中国公民收养未成年人成立的形式要件

就收养的形式要件，德、瑞、日、英、中国台湾地区立法均采国家公权力介入主义，即收养机关对收养人和被收养个人情况、家庭背景及其他情况有权进行实质性审查，只有在有利于子女利益的前提下才作出收养决定或者判决。我国修改前的收养法就形式要件采收养登记主义、书面协议主义、书面协议兼公证主义。收养登记主义并不能完全保障养子女的利益，书面协议主义不利于保护养子女利益、不利于维护第三人利益、利益衡量失衡，书面协议兼公证主义与公证机关地位不相容、又难以执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定》采一元监督主义完全正确。但它与现行登记程序的规定、现行收养公证的规定有冲突，应予以解释、补充，而且收养协议不应具备法律效力，收养登记机关人员应受过专门训练，并有权力也有义务进行实质性调查。     

对“致人重伤、死亡”的规范性分析

一、致人重伤、死亡的立法现状刑法分则中多处出现了致人重伤、死亡,据笔者统计有26处之多,分散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这六大章中。这些条文中,有些将其完整表述为致人重伤、死亡,如刑法第115条,刑法第263条第(5)项,刑法第292条第2款;有的表述成致人     

共同危险行为探析

共同危险行为，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均实施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危险行为，但又无法确定造成损害后果的具体行为人。共同危险行为不同于共同加害行为，也不同于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有自己特殊的构成要件。我国应在立法上确立共同危险行为制度。论文对我国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行为及主观内容的厘清

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认定，以贪污贿赂犯罪事实成立且本犯占有、支配贪污贿赂所得及其收益为前提。洗钱行为本质特征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掩饰、隐瞒不是洗钱行为方式。应厘清刑法第191条规定的5种洗钱行为,贪污贿赂犯罪本犯采用转账等方式使用犯罪所得及收益进行小额日常消费，形式上符合洗钱罪规定，但无处罚必要性。洗钱罪是故意犯罪，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不是洗钱犯罪目的,贪污犯罪本犯认识到其行为能够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即具有自洗钱犯罪故意，行为人动机、目的不影响主观故意认定。     

票据善意取得与物权善意取得之比较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商法中的重要制度,在《物权法》和《票据法》上都有体现。票据善意取得虽然源于物权善意取得,但二者有不同的适用领域,在立法宗旨、构成要件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明确二者的异同,可以避免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对于指导我国的民商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对向犯的处罚范围——以构成要件观念为中心

对于刑法分则不予处罚的对向性参与行为，能否结合总则关于教唆和帮助犯的规定进行处罚？对此，有立法者意思说、实质说和折中说的争论。如果形式化地看待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可能会得出对参与者需要定罪处罚的结论。但如果坚持（定型化）构成要件观念，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实质地判断行为的危害性，对参与者原则上就不能以共犯论处。